在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的一支年轻团队设计了一种新的营利方式信用衍生品。仅在十年之内，这些新奇证券的市场就膨胀到12万亿美元以上——一些人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此。《金融时报》的吉莲•邰蒂(Gillian Tett)新近出版了《Fool's Gold》，在这本书中两段摘录的第一段中，她揭示了这个革新性的妖魔如何从瓶中被放出来——令它的创造者大为恐慌的是，它最终毁坏了这个系统。

摩根大通的银行家们设计的创新信用衍生打包产品可能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在1998年下半年初现端倪。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摩根大通信用衍生品团队的核心成员布莱斯•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和比尔•德姆查克(Bill Demchak)就一直在游说金融监管机构。他们认为通过使用这些他们帮助创设的新型信用衍生品，摩根大通可以更好地控制其向公司所提供贷款组合的风险，从而减少必须用于担保可能的违约行为的资本金额，问题在于削减的幅度有多大。（虽然这些信用衍生打包产品之后被冠以其他名称，例如担保债务凭证(CDO)，当时这些创新型结构被称为“小酒馆”(Bistro)交易，即Broad Index Secured Trust Offering的简称。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代表自家银行进行了最初几笔小酒馆交易，他们当时对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但当他们为其他银行进行这些交易时，资本准备金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其他银行主要对削减准备金要求感兴趣。

金融监管机构对这种做法不甚确定。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以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最初得知信用衍生品和担保债务凭证时，他们对于银行试图控制风险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他们也感到不安，因为新的衍生产品不大符合现行法规。另外，对于用极小数额的资本来担保衍生产品的损失，他们对此尤其拿不准。

当这个团队进行第一笔小酒馆交易时，他们集中了300多笔摩根大通的贷款，总价值97亿美元，并根据这些贷款的收入流发行了证券。这种想法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根据他们的计算，只需拿出7亿美元——一笔相当小的金额——来担保300多笔贷款的违约风险。经过激烈的辩论，信用评级机构对团队的风险评估表示赞成，但如果金融灾难导致7亿美元完全损失，额外的损失必须由摩根大通自己承担。对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而言，出现7亿美元亏损的机率非常小。

欧洲监管机构不赞同这种做法，一些美国的监管官员也对此深感不安。纽约联储第一副主席克里斯汀•卡明(Christine Cumming)向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指出，如果摩根大通想获得减少资本准备金的许可的话，这家银行应该寻找一种为其余风险（他们最初的小酒馆计划中“缺失的”90亿美元）保险的方法。因此马斯特斯和她的团队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他们先是为“未保险的”风险打包产品起名。马斯特斯喜欢将它称作“比AAA级更胜一筹”，因为它被认为比AAA级证券还要安全。但这个名称在市场上不适用，因此他们将其命名为“超高级”。接下来就是寻找愿意购买这一产品或为之提供保险的公司。

这项任务似乎并不轻松。对摩根大通而言，这种风险产品其实根本不存在风险，因此只需支付象征性的金额为其投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要购买超高级风险打包产品或为其提供保险的人都必须有足够的勇气踏入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AIG毁灭之源

马斯特斯最终找到了超高级风险产品所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曾经是与摩根大通长期合作的蓝筹客户之一。和摩根大通一样，AIG是美国金融业的支柱企业之一，它因20世纪初期在亚洲市场建立起庞大的特许经营而声名鹊起。之后AIG的业务范围扩展到美国，成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强大臂助。人们认为AIG是一家完全值得信赖的大公司。与摩根大通一样，AIG也拥有AAA信用评级。

但在AIG内部，企业子公司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AIG雇佣了一批之前就职于德崇证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交易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崇证券是垃圾债券之王，由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领导，现在这家公司已不复存在。这些交易员建立了名为AIG Financial Products的资本市场公司，公司设在监管体制较为宽松的伦敦。这家公司由约瑟夫•卡萨诺(Joseph Cassano)掌权，他是一位布鲁克林出生、精明强干的交易员。卡萨诺极富创新精神、勇敢并且雄心勃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作为一家保险公司，AIG不像银行一样受到资金准备金方面累赘规则的限制。这意味着它只须留出非常小的一部分资金——如果它为超高级风险产品保险的话。另外，这家保险公司也不大可能面临其监管机构的诘问，因为AIG Financial Products是监管机构的漏网之鱼。这家公司主要由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US Office for Thrift Supervision)监管，而该机构的官员在这些前沿金融产品领域的专业知识匮乏。

马斯特斯向卡萨诺提议由AIG为摩根大通的超高级风险产品作担保，卡萨诺欣然同意。卡萨诺之后评论说，这是个“分水岭式”事件。他解释说：“摩根大通找到我们，我们同他们有过很多合作，请我们参加其所谓的小酒馆交易，这些交易就是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前身。”对AIG而言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生意。

AIG从其提供的这项服务中获得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利润——承保的每一美元每年的收益仅0.02美分。但如果0.02美分乘以数十亿倍，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如果不需要准备金来覆盖风险的话。神奇的信用衍生产品再次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正是卡萨诺的交易使AIG走上毁灭之路。

与AIG达成交易后，摩根大通团队向监管机构指出已经找到解除小酒馆交易其余信贷风险的方法。他们开始计划向其他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出售超高级风险，保险公司大力抢购，它们不仅从摩根大通购买，也从其他银行购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一业务开始突飞猛进时，美国监管机构再度插手。美国货币监理署以及美联储向摩根大通指出，经过审慎的考虑他们认为银行无需将超高级风险从账面转移。马斯特斯以及其他人的游说似乎起了作用。监管机构不愿让银行如此轻易取得成功。如果他们在账簿中保留超高级的风险，他们就必须按通常金额的1/5保留准备金（8%的20%，这意味着账面上每100美元的准备金为1.60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条款。如果银行能够证明交易的超高级部分的违约风险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并且通过小酒馆模式发行的证券具有从“国家认可的信贷评级机构”获得的AAA信用评级，它们才能按这种方式削减资本准备金。这些条款非常严格，但摩根大通愿意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