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奥格(Philip Augar)

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到达20国(G20)集团峰会时曾说：“一贯正确的全能市场完了。”法国总统离开时宣称，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模式“已成为翻过的一页”。这一页是否真的翻过去了，取决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切合实际的继任理论建设如何。如果美英两国地位牢固的利益阶层希望留在舞台中央，就最好支持这一进程。

这些定义市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理念，是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固定汇率崩溃后所留下的真空上建立起来的。在随后的20年里，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帮助说服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和放松管制。与此同时，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Alfred Rappaport)教授关于创造股东价值的研究则定义了企业部门的目标。

管理顾问们采纳了这些观点并使之转化为前后连贯的商业策略。而后，从放松的管制中解放出来的投资银行家们着眼与最大的获利机会，全盘接受了这一切，卖力地推销给首席执行官们。20世纪70年代衍生品理论的发展，一旦为股票期权和高级行政人员基于业绩的薪酬敞开大门，随之而来的是张牙舞爪的资本主义主导世界长达30年。

现在的条件正适合换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旧的模式破产了，英美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兽，比其它物种受伤更深。政府、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正毫无把握地摸索解决方法。在这一背景下，新的理念应会受到欢迎。而这一情况的出现要求大西洋两岸的政府要完全转变态度，这些国家学术界应作出今年来我们所见到的更有效、更有创意的响应。

政府思维的改变要求金融回归本位。从20世纪末向前，在美国和英国，这个行业逐步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制高点。资深银行家，如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乔恩•柯赛(Jon Corzine)和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继续了华尔街巨头担任公共职务的美国传统。在英国，保守党与金融城之间的联系相当牢固，而金融城与新工党的纽带，在其当选之初就迅速建立起来，新政府1997年救治时，亦作出了与之相当的热切响应。前投资银行家出现在财政部的全职岗位上，这是与金融城合作最紧密的政府部门，而作为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指派金融城显贵到商务委员会担任他的顾问。

金融对政治生活施加的影响通过金钱强化了。华尔街银行家定期出现在政党政治捐款的榜首。在英国，金融部门的慈善家为工党捐款并支持政府钟爱的计划，如院校项目。另一些金融家则站在保守党一边，他们的捐赠由两位金融城最显赫的人士牵头，即全球最大的网上交易经纪公司毅联汇业(ICAP)首席执行官迈克·斯宾塞(Michael Spencer)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曼恩集团(MAN Group)前首席执行官斯坦利•芬克(Stanley Fink)。这里没有任何行为失当，或令该行业从中获利的暗示，这只是说明，盛况空前的金融行业变得如此重要，如此有影响力，众多其它声音被淹没了。

相似的力量也作用于学术界，这是一个应当激发争论的领域，但它却在需要站出来对血腥的资本主义构成有效批评的时刻缺席了，十分显眼。极少数提出市场不总是万能的学者，遭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排挤，他们被指为过时，并被告知新的金融体系能够“转化风险”并提高全球生活水平。

金融界将触手伸到相关的学术领域。重任在身的商学院为生源竞争，学员们则渴望获得硕士学位后在金融界建功立业。某些学者的定量技巧被对冲基金所追逐，它们已准备好付给他们数量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咨询费。富有的校友为母校捐赠，以进一步研究金融。这些捐赠是非常刻意的，每个人都有权追求他们精选的事业，但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会有如此之多的学术研究结果支持这个金融体系了。

但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了。除非美国和英国的政府真正对新思路敞开怀抱，否则，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欧洲大陆将抓住先机，重新定义全球发展日程，因为上述两地存在着另一种经济和公司治理模式。同时，学术界需要重新获取他们的创新和独立思考传统，摆脱金融界的影响。华尔街和金融城在这点上需要变得成熟起来。他们或许不会喜欢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并接受新思想的景象。但除非他们这么做，否则他们可能真的发现，历史的书页已经翻过，而他们不在其中。

作者曾是投资银行家，2000年开始从事写作。他的最新著作是《追逐阿尔法：不计后果的增长和无节制的野心如何摧毁了金融城的黄金时代》(Chasing Alpha: How reckless growth and unchecked ambition ruined the City's golden decade)。

译者/红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