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我们面临的是通胀还是通缩？这似乎取决于你看的是哪位分析师的报告，以及是哪一天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久前还在哀叹通缩威胁依然存在的人们，如今又对政府印钞或预算赤字将引发新一轮通胀怨声载道。现实中的数据则令人更加困惑。根据官方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英国今年4月份物价仍同比上涨了2.3%，略高于政府2%的通胀目标。而根据传统的、覆盖范围更广的零售价格指数(RPI)，物价下跌了1.2%。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说，由于通胀和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因此目前的货币政策得当、价格保持着大体稳定呢？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在价格运动的方向和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本身就威胁着经济稳定。

在近期下跌之后，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再度攀升，这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正是这些领域价格上涨在产生通胀中的效果，导致一些央行在从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上动作迟缓。初级产品价格再度高涨，会令央行在制定货币战略时更加为难——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威胁。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或许在经济远未复元（例如恢复充分就业）之时，能源和基础大宗商品的短缺就对全球经济增长形成了真正的制约。

让我们重新回到总体物价走势不确定的问题。顺应通胀的指数化提议已有着多年的历史。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鼓吹的“指数化合同”(Indexed Contracts)，曾令他一些健全货币理论的追随者备感尴尬。在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所得税起征点就一直与通胀情况挂钩，尽管政府在面临紧迫的财政收入需求时，有权中止挂钩。社保福利长期以来也一直与通胀指数、收入指数（或二者的某种混合体）挂钩。

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Thatcher)执政期间，在政府是否应发行指数化国债的问题上，人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长期担任英国央行(BoE)行长的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在道德上向通胀缴械投降。但他的继任者之一埃迪•乔治(Eddie George)则乐于看到政府促成此事。乔治主要担心此类国债不像预想的那样受欢迎。如今，约有30%的英国国债为指数化国债，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0%。

我个人认为，由于在道义上反感通胀而拒绝指数化的行为，与坚持以头撞墙、以期把墙撞倒的行为类似。指数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薪资的指数化。在某些情况下，实际薪资必须比通常情况增长得慢一些，甚至需要有所下降。在薪资谈判通常都围绕“生活成本”展开的情况下，这一点极难做到，尤其是在重新议定一项正式的指数化薪资协议之时。

在劳伦斯•凯(Lawrence Kay)的帮助下，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又重新引发了有关指数化的讨论。凯将相关论点用在了英国身上（见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组织发表的《使用‘篮子'的理由》(The Case for a Basket)）。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篮子如今被当作一种既可应对通缩威胁、也可应对通胀威胁的手段。假如你要购买一件基于指数化的小器具，那么你无须为要求卖方降价而感到尴尬，因为现在物价已普遍下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个新颖的观点更为重要：他提议使用一种称为“篮子”的新记账单位。“篮子”的定义如下：无论一国的通胀指数如何变动，“篮子”的价值都保持不变。他认为，未能提供这样一种记账单位，是指数化没有流行起来的原因之一。“对大多数人而言，说‘我将以3%的利率借给你500篮子'，比‘我将以3%外加每月CPI百分比变化幅度的利率借给你500英镑'要容易得多。”

席勒教授此类“篮子”在当代的一个主要范例就是“智利发展单位”（Unidad de Fomento，简称UF）。不过，记账单位从货币中分离出来、并被当作交换手段，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从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起，欧洲的贸易和合同就曾以虚拟或曰“幽灵”货币为基础，这些货币最终都基于不再流通、甚至退出人们视野的迪纳里厄斯(Denarius)银币。

如果要推出一种不同于主权货币的记账单位，那么最好给它起一个比“篮子”更吸引力的名字。我想象不出，当某人被雇主告知自己获得“0.2个篮子”的加薪时，会欣喜若狂。

然而，指数化的真正障碍依然在于薪资问题。与凯恩斯(Keynes)一样，席勒教授本人和许多其他人都观察到，与实实在在的降薪相比，劳动者更容易接受由于总体物价水平上升而导致的实际工资下降。席勒教授力图找到这样一种记账单位：它能让劳动者欣然接受实实在在的降薪。但我觉得他不会成功。在某些情况下，些许老式的通胀，是最好的安全阀。

译者/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