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中国和印度还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落后国家，如今却成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国，这的确非同寻常。

近来的一些进展——包括博斯沃思-柯林斯(Bosworth-Collins)报告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专栏中提到的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了增长理论中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阿尔文•杨(Alwyn Young)的假设——这一假设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著名文章《亚洲经济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中得以广为人知。假设内容是，亚洲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迫不得已的资本积累，因而将转化为收益递减，而非总体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情况要么是赶上西方，要么是产生某种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东西。）显然，资本积累只能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提供一半左右的解释。剩下的还是要由TFP来解释，尽管与亚洲文化相比，自由化似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财政扩张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利还是弊。一方面，老套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扩张短期内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大多数增长理论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这会阻碍增长），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的：大型的公共领域往往都存在浪费、低效和扭曲的现象，而财政赤字吸收了储蓄，并排挤了私人投资。

印度的情况似乎恰恰说明上述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印度的经济增长最初始于实施经济改革前的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呢？财政刺激了总体需求。但到了1991年，赤字财政无法维系，印度陷入了一场危机。随后该国出现了进行重大市场改革的政治意愿，这引发了一轮供给驱动长期增长提速。但在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可能仍存在一些严重的调整问题：印度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和中国庞大的银行不良贷款。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在经济自由化之前还是之后实施政治自由化（即原来的“皮诺切特-戈尔巴乔夫”问题）。答案似乎是：实现经济增长可以有民主，也可以没有（许多学术著作也都发现了这一点：Alesina，Ozler，Roubini and Swagel；Persson and Tabellini）。不过，当然出于其它的理由，民主会受到青睐。

（杰弗里•A•弗兰克尔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资本形成与增长专业教授。他曾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主任，他还是经济循环基准日期定期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代表官方宣布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于1996年任命他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弗兰克尔负责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和环境问题。在1999年到哈佛之前，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于1979年开始在此供职。）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 2007年4月13日 星期五  译者/梁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