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币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公报为 2005 年经济政策定了基调，但是最重要的政策变化却尽在不言之中。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会否做出调整，是 2005 年的第一大看点。美元在过去两年对欧元下跌 59% ，以贸易加权计算下跌 29% ，人民币也随之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盯住美元政策在历史上对稳定金融体系、加强出口和引进外资起到过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日显突出，尤其是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自身的货币政策的发挥，并助长了通胀势头。但另一方面，海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炒作又限制了政府政策的出台。
人民币走出盯住美元政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将自己的货币政策话事权长期交予他人。而政策出台的时机是一个政府的政治决定，同时海外热钱的流入及国内媒体的炒作对决策的时机有影响。 2005 年上半年出现变动的可能性较大。变化的重点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辅之以 3 ％ -5% 的小幅升值。
二、通胀走势。通胀的回落像上升一样突然，原因也是一样的：粮食。粮食价格在今后 12 个月内回落已成定局。不仅国内粮食生产出现六年来首次反弹，全世界都遇上了丰收年。不过政府并不希望粮价回落过多，提高农民收入是一项国策。更大的问题是生产成本 ( 原材料、电、水、煤、交通、租金、工资 ) 最近涨了不少，会不会传导到下游产品，导致消费物价指数上扬，经济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至于医疗、教育、法律、中介等服务业价格，肯定还会涨。
物价在 2005 年回升的空间比下落的空间要大。“除了粮食不涨，剩下什么都涨”可能成为 2005 年的风景线。另外，瓶颈现象也在以不同形式表达经济的供需失衡。根据生产物价指数判断，除非全球原材料和石油价格出现大规模下降，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 2005 年有可能升回 5 ％ -6% ，甚至更高。通胀如果居高不下，加息压力便很大。
三、宏观调控。调控形式已从暴风骤雨般行政干预转为市场主导型措施，重点在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以持续微调为主打。尽管政府在政策基调上仍十分审慎，但银根已明显放松。无论是中央新批大型项目还是地方上的工业、地产项目，投资趋回暖。中央政府追求“平稳较快的增长”，显示它在增长速度上有更宽容的态度。年初的宏观政策呈审慎的宽松，年内走向则取决于投资的增长、通胀的走势、基础设施瓶颈状况。
“有保有压”在地方主义盛行的中国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今日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和一年以前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结果可能是该保的保了，不该保的也保了，“压”却流于空泛。投资的强劲反弹，使通胀死灰复燃，瓶颈状况进一步恶化，迫使北京再踩刹车。估计宏观调控快则三四月份，慢则年中会再次展开。到时在投资带动下经济可能有新一轮减速。
四、银行改革。 2004 年政府向两大国有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年内还扩大了银行利率的自主浮动空间，并有几家外资入股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不过银行改革在 2004 年似乎雷声大雨点小，一场信贷的疯狂扩张和随之而来的调控淹没了银行的结构性改造。在 2005 年，注资行动可能还会有，外资入股也还会有，上市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气氛，但是银行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各银行能否建立起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标的具有自我风险控制能力的现代银行企业。
离 2006 年对外资银行市场开放又近了一年，但中国银行的准备工作似乎很不充分。从运作模式到风险控制能力，从成本削减到企业管制，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注资、外资入股、上市都是形式，是过程，最终必须落实到利润率的提高、信贷风险的降低，简言之竞争力的增强。 2005 年可能又是一个失望。
五、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在 2004 年出现转机。农产品价格出现 1996 年以来罕见的双位数上升，粮食价格上升尤为瞩目。同时，农民进城打工人数持续增加，民工的低位工资从去年夏天起明显改善。这些体现在农村消费的强势上。但是必须看到，农产品中长期价格的上升趋势并不明显，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偏慢，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待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消化。
农业问题出现转机，但情况并不稳定。全球粮食丰收和中国种植面积增加都给农产品价格带来压力。化肥等生产成本上涨和运输瓶颈现象更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困扰。另一方面，中央在三农问题上下了很大决心，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出台、实施中。如不出现重大天灾人祸，三农问题会有进一步明显改善。
总之， 2005 年在许多意义上是一个调整年。经济在调整中求发展，政策在稳定中求变化。
（作者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