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斯看中国说起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最近收到高斯一封长信，使我感慨万千。响应我邀请他替我正在整理的英语文章结集写个序言，说：“关于你的要求，我当然高兴写这个序。惟一的困难是我工作慢，要给我很多时间，但为你写序是乐事。”
高斯94岁了。信中文理清晰，详尽地记得我的儿子和女儿的往事。他说容易疲倦，睡很多，健康还算好，但比不上米尔顿那样长春似的。
20多年前，高斯替我的老师艾智仁的文章结集写序，写得有口皆碑。一个典型的英国老学者，任何一方面看都具有英国的醉人文化传统：举止缓慢，彬彬有礼，思维细致，文采焕然，学富五车——在这些组合中下笔锋利，力达千钧。去年朋友们听到我的英语文章要结集，一致认为最适当写序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高斯。我当然同意，但高斯当时92岁了，怎还可以提出这个要求呢？最近去信问好，顺便提及，他的答应使我喜出望外。
有了高斯写序，买这本结集的人可以单为这篇序而值回书价。目前我正在考虑邀请诺斯为该结集写个后记。搞新制度经济学的只有高斯和诺斯拿过诺贝尔奖，一前一后，我的文章在中间，读者要骂也不好意思骂出口吧。去年决定结集成书时，巴赛尔知道，立刻说我要他写什么都可以。但半年前他为了试新药而中计，病重，几近不起。目前脱离险境，如果过后可以动笔，要他多写个后记吧。德姆塞茨也病重。艾智仁身体还好，但我是他的正规学生，不知怎样开口才对。这些是当年搞新制度经济的朋友了。
高斯对中国有偏爱，认为中国人特别聪明。1980年的冬天，他约我到底特律会面，为的是要我回到香港工作，找机会向中国同胞介绍产权的经济分析。1982年港大有个空缺，高斯力促我申请，但后来以中文下笔，我要学写中文。效果是好是坏今天还没有定数。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高斯这次来信提到中国，写道：“中国将来的伟大成就我是没有疑问的——除非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政府常常做出愚蠢的事。话虽如此，有产权界定的共产主义会使中国政府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民主”何物到今天还没有谁可以说得使我明白。“自由”较为清楚，而我为之写过一篇众人叫好，但自己忘记了把修改后的文稿寄给要发表的英语学报的文章(此文将于正在整理的结集出现)。“投票”最明确，虽然有多种不同的变化。分析过了，在某些情况下，投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然而，在权利界定不够清楚的情况下，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投票往往弄巧反拙，甚至可以有灾难性的效果。
我认识的经济学者都同意以投票选择大有问题，虽然他们对投票范围的看法不一致。高斯和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世界，而投票的成败得失也是从这角度衡量。他比我年长25岁，经历丰富得多。事实上，1973年，以经济学天才知名天下的嘉素对我说，以他之见，高斯是1776年史密斯之后对经济体制认识得最深入的学者。
1910年生于英国，学术上一开头就走真实世界的路，高斯对昔日苏联与东欧的共产政制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对列宁等人的论著读得深入，有些观点认同，而他竟然是那个主张产权界定、指出这界定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高斯显然认为，私产与市场的运作，与“共产主义”是没有冲突的。1969年，作为《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他把一位南斯拉夫...员寄来的文稿以排第一的重要位置发表。该文说的是近于上述的“没有冲突”的观点。戴维德当时认为该文不是那样重要，不应该排第一，问我怎样看。我说在某些交易费用的局限下，该文重要，但作者没有写出来，就不是那样重要了。
说过了，高斯对自己的思想是顽固的——差不多所有思想大师皆如是。高举私产与市场，但也认为“共产主义”的某方面的安排，可以节省交易(制度)费用。可惜老了，再没有机会与他挑灯畅谈，深入地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细节。
佛利民常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改革最乐观的人。今天看，高斯是比我更为乐观了。不要管那些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数之不尽的还存在于神州大地的弊端或弱点，但几个月前我在文章里提及，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审慎地悲观。高斯不知道，他说的“除非中国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今天是一浪一浪地出现了。
两年来，补贴农植大幅上升，最低工资大幅上升，推出反托拉斯法例，加强维护国营垄断，以管制借贷来宏观调控，等等，而保护劳工的诸多法例，早晚会促成工会林立，罢工频频。
一个经济发展得快的国家一定要走这些路线吗？不是的，神州大地五千年没有见过，这些玩意大部分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可能是那些受到国家重视的海龟派的经济学子，数学有余但学问不足，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吧。
岂止不良，简直是祸害。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关心中国农民及贫苦大众的经济学者，只是我研究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知道上述的玩意历来效与愿违，长远地害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