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关于中国股市的泡沫论据说来自他对中国公司盈利的理解。在他看来，公司盈利增长率为GDP的两倍是合理的，但过去20年中国公司的盈利增长并非如此。于是，没有盈利增长支撑的股价上涨只能是泡沫。表面上看，这是正确的。不过，谢的缺陷在于他对核算公司盈利的会计准则不够了解，对中国公司的会计准则更加地不了解。如果他知道中国公司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几乎是与股票市场同时起步的，而趋同的进程是一个不断挤出盈利水分的过程，当然也不可能与GDP保持合理的对称性，那么，他或许会改变看法。进一步说，如果他知道从今年起开始执行的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盈利核算；与此同时，如果他注意到近年来国有企业盈利持续大幅增长，以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并且资产负债结构大大好于母公司的国内上市公司盈利增长更加迅猛，由此导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远远领先于GDP，他的结论似乎也就不攻自破了。
实际上，对于谢来说，凭借主观想象得出结论并不是第一次。比如说，谢忽视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改革背景，该等背景决定了人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通过非市场的实物分配方式获得住宅，只能通过市场方式购买住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同样被他忽视的还有，最近20多年，是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婴儿潮”出生人口陆续步入生育高峰的年份，其中部分家庭的子女已开始步入独立生活甚至成家立业的阶段，加上最近10年来每年由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接近2000万人，由此形成持续旺盛的住宅需求增长，以至于住宅竣工面积的增长长期落后于销售面积的增长。当然，国内住宅市场供给短缺的现象更多地表现在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中低价住宅领域。毋庸置疑，谢的内地房地产价格泡沫论之所以未能应验，原因盖出于此。
糟糕的是，谢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讨论总是流露出偏执狂的特性。就在一周前的一次电视访谈节目当中，谢猛烈批评政府当局对股市泡沫的干预政策过于温和，态度十分坚定地主张政府应当采取强硬手段打压股市，甚至认为平均股价就此下跌三分之二才能消除泡沫。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人物之一，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抗战后视共产党为死敌并在台湾做过行政院院长的阎西山，主政山西时一再对外宣扬他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即所谓“共产不共妻”的共产主义，但对社会主义则一向持反对态度。阎长官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所谓“强人政治”。
在我的心目中，谢在讨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相应的公共经济政策时所表现出的偏执狂，就是阎长官所反对的“强人政治”，至少在逻辑上如此。
说也奇怪，论谢的教育及工作背景，他原本应当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追随者，不应该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上持如此强硬和偏执的态度。或许偏执的人内心总是充满矛盾，就像当年阎长官那样。
值得一提的是，谢在国内不乏同志。其中的一位，请允许我在这里隐去其名，以往曾鼓吹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作“乌鸦嘴”，最近又提出投资者不应与政策博弈。其实，就股票投资而言，如今的投资者要比学者更加精明，他们能够列举出的市场风险也远远要比学者全面的多。其实，如果不愿付出代价，任何人，包括投资者和学者在内，都不可能变得成熟起来。其实，那些总是希望采用高压政策让市场降温的人可能是世上最糊涂的人，因为这样做丝毫不能增强人们自主投资以及相应的风险意识，倒是容易形成对极少数学者的过度依赖，以至于像鸡那样永远记吃不记打。其实，公共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永远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没有充分的博弈，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在牛市中让投资者过早地离场，岂不是误人爹娘、误人子孙嘛。想想看，那些听了“乌鸦嘴”的话从2800点就开始空仓等待股指下跌的人，是不是亏大了。面对今天的4000点，他们真的不后悔吗？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应当以教人致富为荣，以误人致富为耻。
话说到这儿，我也要对谢的某些主张表示赞同。比如说，谢主张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交易行为。遗憾的是，谢未能进一步区分当前国内股市中的投资行为和过度投机行为，并且区别对待，反倒是格杀勿论。否则，他依旧是一位出色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