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最近一次发现“房子”不见了是1998年，这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历经第四次较大规模精减，国家体改委改组为体改办，成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人员编制也压缩了一大半。
那年，曹远征的职务是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正局级。处在改革决策的中枢，在体改委工作的14年间，曹远征参与起草了很多重要的改革文件和报告，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摸索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声名赫赫的他也因此有了一连串的头衔：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等转轨国家的改革顾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
“体改委变成体改办，大批人下岗分流，我呢，从官方的名义，下岗了，被派去参与组建中银国际，从此成为一个商人。”聊起往昔的人生选择，曹远征的语气轻松调侃。事实上，对于这次选择，他很慎重，“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来做的问题。”于是，从政策设计者，到金融业改革的一线操作者，他坚决而又漂亮地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角色转换。
2002年，曹远征又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这一年他主动辞去了中银国际执行副总裁一职，最后保留的职务是中银国际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这个头衔是我想要的，当时任职很多，我就要了这个。”当问他原因时，沉吟片刻，曹远征回答：“读书人吧，这样工作也方便一些。”随意的话语中包含着浓厚的学者气息。然而，辞掉其他职务后曹远征依然繁忙，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依然是他最为关注，也是思考最多的问题。《全球财经观察》在中银国际的小会议室采访了他。
《全球财经观察》：面对即将临近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开放期限，您如何评价现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曹远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到了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初期阶段，资本匮乏，外汇缺口严重，如何获得资本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就产生了“资本便宜化”的现象，反映在金融方面就是相关联的一整套外汇管制，利率低估，产业有主导产业的选择等等，这个配套从经济学上讲，就是用扭曲的办法使得资本便宜化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扭曲？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应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资源效率配置的提高，一定是价格信号产生正确，是真正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真正形成价格信号，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化，合理地分配资源。因此，到工业化中后期，资源价格的正确化变得至关重要，这也变成了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发展中国家概莫例外，加上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金融上很多行政的因素，也需要市场化办法把它解决掉，这时候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非常重。
《全球财经观察》：那么，资源价格信号的正确化需要如何来实现呢？
曹远征：信号正确化，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微观方面，从事金融资源供给的机构是企业化运作，不是一个行政工具，企业化的过程是公司化改造。在宏观方面，利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相配套的是汇率自由化。只有当外部信号——利率市场化，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企业化——这时候才能说市场机制是在发挥作用，说是市场信号在正确化，才能算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那么我们说改革的任务是阶段性的，宏观方面是利率往市场化方面走，微观方面是银行、金融机构往企业化经营方向上走。而企业化的前提就是公司化改造。
《全球财经观察》：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呢？现在世界上有美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应该如何选择？
曹远征：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下一阶段中国的金融结构如何选择。其实，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无外乎是两种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为主，以美国为代表；间接融资为主，以德国为代表。两种方式半斤八两，不分高下。
产生这两种结构有历史原因，欧洲地区，工业革命产生比较早，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情况下，个人资本不足以满足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资本开始由集聚转向集中，这种集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金融机构开始发展，从遥远的角落把各种小钱都搜集起来，变成大钱给企业，发展工业，完成工业革命，这个过程也是商业银行体制形成的过程。最基本业务就是存贷业务，19世纪到20世纪，股本融资的业务和债务融资的业务也开始发展，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结构限制，于是形成一个以间接融资，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资本市场处于从属的地位，表现在两点，一是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在整个企业发展融资中不占很大比例，二是金融机构基本都附属于商业银行，比如UBS，德意志银行。
相形之下，美国的情况有所区别，工业革命发生相对较晚，美国国土非常之大，需要的钱也多，其富有程度不如欧洲，商业银行的发展基础相对不是很好，再加上全球已经进入和直接融资并驾齐驱的阶段，所以美国市场一开始直接融资占的比重就很大，最早很多大型项目都是直接融资来完成的，特别如美国铁路，基本上是靠发债来完成，由此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快，间接融资处于从属性的位置，因此美国才会出现独立的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的机构，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
《全球财经观察》：这两种金融结构是否也造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曹远征：这两种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公司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在美国股东是最重要的，股东通过委任董事，董事通过选举董事长，聘用管理层来管理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这反映什么？就是靠股民来监督，监督的机制反映在股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约束在哪里，天天市场上有人在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股价跌的话，马上有人来进行收购，经营业绩一不好，就有人来收购你。
从激励方面，设计出期权等一套机制约束经营层努力地改善业绩，从而消除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最基本的局限——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美国的市场。
欧洲我们通常叫督办银行，监督责任在银行，第三方利益关联者是由银行来代表的，它对企业有很大的发言权，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从治理结构的反映上来看，在欧洲以德国最典型，德国是没有董事会的，只有监事会。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参与，是选举的，理论上靠银行提供信息来监督公司的治理。金融机构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改善治理结构。
外部制约是美国的模式，内部制约是德国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消除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对中国来说，采用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
《全球财经观察》：从现状来看，目前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但未来哪种结构更适用于中国呢？
曹远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选择非常困难，非常矛盾。中国的公司法很多反映出的是德国的法律体系，它主要是有限责任体系，但中国的证券法则有更多的美国色彩。现代企业是什么东西？是公司制。公司制是什么东西，如果是股份制的话，我们企业的结构就要发生变化，不再是有限责任，更多的是变成股份有限，金融结构上也要转变成和直接融资为主相对应的结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含义就不是间接、直接融资的问题，而是由谁主导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同意，中国目前间接融资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但是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
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假设你选定了结构，这个结构能否实现呢？做到的代价是什么？比如日本和英国，在1990年代初，英国为了发展伦敦的资本市场，把这个行业全部开放，开放的结果是英国传统金融机构全部完蛋，被国外全盘收购。日本银行业大量开放之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量地出现坏账问题。所以问题首先是哪个金融结构对我们更合适？其次假如你选择了一个好的，最后却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使现有的结构更有效和完善？
《全球财经观察》：企业以何种方式融资，反映在金融结构上，究竟有怎样的不同？
曹远征：如果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你就会发现，中国股市、中国金融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出现。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应该支持股市的。现在证券市场要求银行融资，那么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多大，就应该提出质疑了。金融结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反映出来，比如说，如果是间接融资为主，那肯定首先要保证储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如果是以直接融资为主，储蓄的重要性就不是很大。那现在的金融结构需不需要改变？毕竟利息这么低，储蓄都能进来，这不是最好的吗？成本最低的事吗？
如果需要改变是另外一件事，这直接牵涉的就是企业以何种融资方式为主的问题。在任何一个金融结构下，企业都是可以获得发展的，但是体现出来则不一样。
《全球财经观察》：对于企业来说，为什么这两种方式，不能同时发展？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曹远征：如果以间接融资为主，在股本金的处理上，主要是靠私募，收购兼并私募然后使其壮大，在债务融资的处理上则由银行提供债务来源；如果是直接融资为主，基本是靠公募，靠上市，它的债务融资是靠发债；基本结构是这样一个结构。但是你看，中国现在的问题，银行是债务的主要来源，但银行只提供短期债务，不提供长期的贷款。在股本金方面，私募系统不发达，它需要公募，出现了一个公募市场，你会发现这四块中间，它是这样两两相对的：发达的股市和发达的贷款，而私募和债券融资却没有出现，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错位，由于银行只提供短期贷款，一到长期就变成坏账，宏观调控中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企业贷款紧缩，只能紧缩短期融资，长期贷款紧缩不下来，没有一个化解的余地。
在股本这块，也是同样的情况，要么就上市，因为私募不是很发达，上市中间对于监管的要求非常严格，和这边正好是错开的，于是造成中国和直接融资相匹配的债务市场发展不是很快，和间接融资相匹配的私募市场发展也不是很快，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
那么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一种错位：如果我满足股东，我一定会掏空银行的账户；如果我满足银行的利益，大股东一定有问题。治理结构另外一个层次反映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更加重要？在治理结构上，我们有独立董事，但是银行突然发现，自己的债权突然虚置，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这就是和融资结构相关的治理结构的问题。
链接：曹远征简历
曹远征,1954年6月生,现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先后在青海省对外贸易局、青海省政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研究院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专家,自1990年以来,担任多个经济转型国家(如越南、蒙古、捷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 经济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