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不管是将全球灾难的责任摊在3亿美国人或是13亿中国人头上，都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对达成共识构成了重大障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其中一个国家是老牌大国，而另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挑战者。尽量减少气候变化的益处是长期的，而对中国来说，抑制经济繁荣的潜在后果更为紧急，经济繁荣支撑了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任何抑制国内消费以迎合国际目标的行为，都是美国所厌恶的。同时，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有助于为美国的大笔开支提供融资，而美国的开支反过来又吸收了大量中国生产的产品。这种“共生”关系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共同动机，不会同意任何可能危及需求的行为。
不过，归根结底，减排意味着抑制能源需求的增长，而未必导致经济产出大幅下降。在1980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每美元GDP能源投入降低40%，却几乎没有阻碍其经济增长。相关的新技术和更高效率的工艺本身就代表着机遇。中美官员都有另一个抑制能源需求的理由——在能源需求中有越来越大的部分要依赖于进口时，无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正在崛起的大国，都不可能真正感到安全。
译者/何黎
2007年6月4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