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停止储备短期美元资产，同时提高本币利率，或实行浮动利率。第三，美国需要提高国内储蓄水平，这就要求美国大幅缩减预算赤字。
最后，由于美国削减财政支出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美联储应谨慎处理加息政策。但最重要的，是欧元区各国和亚洲一些经济体需要采取更多扩张政策。欧元区各国都表示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实际上，未来国际规划者的压力几乎全部落在需求方。换句话说，压力是要欧洲央行降低利率，并放宽《稳定和增长协议》(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的要求，允许更大的政府赤字。
全面执行上述解决方案有一定意义。问题是，如果只单独实施其中一项或两项，或许还不如应付一下了事。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机构来执行这一协议。然而我却怀疑这样的权威机构是否具备决策所需的相关知识，比如，如何决定汇率需要变动多少，或者大西洋一边财政及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以及另一边的扩张程度。
英国前任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在他的《来自唐宁街11号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 11)一书中，讲述了前些年(1987年)试图阻止美元下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这些内容很有启发性。尽管原则上当时各国已经取得共识，认为有必要改变国际利率差异，但在“利率需要上升的国家和利率需要下降国家之间，利率差异的变动如何分配”这一问题上，各方未能达成一致。这解释了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Plaza-Louvre experiment)这类试验性举措为何如此短命。
货币干预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效应，使得这方面的争论更加复杂化。如果欧洲央行(ECB)大规模干预以阻止美元下跌，就需要发行欧元，这将对欧元区产生扩张或通胀压力。一般的中央银行可能会通过出售证券(即采取“冲销政策”)来抵消这种效应，但这可能超出欧洲央行的授权范围。上一次国际联合干预，是“七国集团”于1982年提交的“Jurgensen报告”，该报告认为只有进行“非冲销”性的干预才能奏效。但显然，如果欧元区需要刺激，实施直接干预并将汇率效应交由市场决定的做法更加简单。
然而实际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欧洲央行只会对政策进行象征性的放松，而会抵制任何进一步行动。同时由于担心基础性的结构预算赤字，欧洲各国政府对是否增加赤字也犹豫不决，即使这种举动是协调干预措施的一部分。
我也不认为亚洲国家货币升值会减轻欧洲政策调整的压力。一国货币升值与否，不能由任何言论决定。要将本国货币升值，政府就不得不出售美元以调整供需平衡。但将美元证券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售，有导致美元暴跌的风险。
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希望增加美元储备。而其它国家也不能简单地对这种做法说“不”。正如汇丰银行最近提醒我们的，人民币升值10%，只会使美联储经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降低1%，而目前美联储贸易加权美元汇率已经实际降低了20%。即使所有其他亚洲国家追随人民币升值，贸易加权美元汇率也只会降低3.7%，但此时也会出现投资动荡的危险。因此，我们对中国施加压力，应该仅限于人权问题。
归根结底，如果国际宏观管理的实施效果极差，将增加经济增长缓慢乃至经济衰退的危险，并激起人们对通胀的担心，这会使政策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我会严格遵照布什总统的意见，逐渐把美国预算赤字削减一半，但仅限于此。同时，应让美元按经济规律运行，除非其涨跌幅度过大，达到各国央行确信实施干涉能够获利的程度，而负责实施此类操作的人员应当被要求从自己口袋掏钱参与干预。而当务之急是停止向东亚国家施加货币升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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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塞缪尔•布里坦 (Samuel Brittan) 2005年01月24日 星期一 译者/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