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邹恒甫的指责，张维迎的反应是“清者自清”，拜托，我们现在并不生活在农耕社会，可以用名士风度自处，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院长，政府投入了十几亿的钱财，面对越来越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纳税人，如果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或者对于程序语焉不详那是渎职。
让我们看看一方业已公布的材料：特聘教授一年26万人民币的津贴，如果是海归教授周末上EMBA课，每一个长周末另加1万美元，即便是偷懒之人，年收入早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如果算上那些课题、讲座、独立董事的收入，恐怕在200万左右是不成问题的。
考虑到中国当红经济学家的稀缺性，他们的钱与当红的基金经理持平，也不算太过离谱。但问题在于，基金经理的收入是以市场销售与业绩来衡量的，每个季度都有财务报表公之于天下，还有中介公司的排名压力，而当红经济学家的稀缺性是可以人为制造的。如果著名经济学家的筛选权掌握在亦学亦商的少数人手中，与任何产品一样，经由一种特定的程序之后，他们就能获得垄断性，教育产品的价格、以及教育者本身的人力资源价格，就可以任意挥洒。即使北大清华南大复旦在世界排名下滑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的生财渠道在国内。而在国内由于垄断资源，他们永远是大学教育的领军人物。
异类只有三种下场，一种是沦为普通商品，苦苦求生；一种是彻底成为商人，安心享用钱财；还有一种是利用在国外的平台回过头来做事，就像邹恒甫这样，身为世界银行的员工，才有胆气纵横挥洒，或者像陈丹青，本职是个画家，食有鱼出有车大概不成问题，所以才能痛陈目前教育体制的积弊。否则，也只能像普通教员一样忍气吞声，在职称与名声的天梯上爬一辈子。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一般教员与掌握标准的垄断者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邹张之争的本质是，从大学到大学从业者，都主动或者被迫地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并且通过特殊学生的招募在政界学界企业界纺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网。
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上月在同济大学建校百年庆典上发表演讲时曾说，“除了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成果和人才，大学没有自己的私利”。但从大学的招生收费，以及某些大学向银行肆无忌惮地贷款直至产生破产之虞，无不在道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急剧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由于是公立大学，政府不得不为此兜底，承担巨大的道德风险。
这样的大学，与那些哄抬物价屡遭民众诟病的垄断企业有什么区别吗？
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固不可寻，万钢先生所说的“大学应帮助一切有志者亲近科学，大学有责任成为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大学必须主动为社会提供知识和技术”恐怕也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经济学还未有从不入流升入三流的希望。对于我国的投资回报率、政府储蓄的利用效率、CPI上涨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政府在资本市场对于国企的变相解救究竟换来了多大的效益等亟需经济学家加答的问题，很少看到切实的立足于数据的研究，经济学家离经济学的正题越来越远，离帝王之术倒是越来越近。
此次邹张之争引来内部人士扼腕，因为争论的双方虽受西学民主与法治的浸染，是如假包换的海归派，但一方以名士风度不予回应，一方除诉诸于舆论公开平台之后，声言要找部长等高官作主，仿佛生活在中世纪。即便一方胜诉了，又如何保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平台，使之成为攻破大学行政堡垒的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中国的知识考古学不存在的原因，因为一切反思都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资源平台。
相比而言，邹恒甫的公开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因为公立学校财务的公开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公共事件诉诸于公开平台不失为培育民间社会的一个途径。简言之，邹相信民众的智慧，所以尽管表示要向上反应，却选择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而张似乎对此不屑一顾，这与他一惯的逻辑吻合，忽视民智的结果将使他遭到最大程度的民意抵抗。
要解开张邹之争，从经济学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破垄断，使民间可以自主办学。邹如果从海内外募得一笔基金开办一所经济专业的学院，不仅可以拥有与张对垒的平台，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是善莫大焉，从内部而言，教学收费价格可以获得市场的准绳，明明白白地公之于天下，从外部而言，则是对中国现有垄断教育体制的冲击，说不定两百年后成为中国的哈佛也未可知。
打破教育资源的垄断，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才能使教育、创新、学术、思想获得一线生机。
注：此文原为nfzm鄢兄约稿，不料中头彩，此事被封嘴，ZWY的活动能力果然强。幸好，有博客在，社会还是进步了。从邹事件到黑心窑事件，网络厥功甚伟。其实自由谈栏目四处设立，又有几家能自由地谈呢？下午鄢兄致电，笑兄玩笑，对此等事不挂在心上。只要有机会，还会说的，人有嘴总要说话的，嘴和手长在自己身上呢，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