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
陈志新，59岁，毕业于香港大学。1972年加入政府，1974年加入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1992年任职助理处长，1996年任职防止贪污处处长。曾于1995年到清华大学进修。2000年获特区行政长官颁发廉政公署卓越奖章。
“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这不是廉政公署的宣传词，而是每个香港人都认可的香港形象广告。但新任廉政专员罗范椒芬将之改为“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看起来是为亲民，其实也道出香港市民对整个廉洁社会的贡献。
1996年11月26日，美国《财富》杂志文章称：廉署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佳商贸城市之一，但在中国管治下能否继续发挥作用？质疑“廉署能否适应新的政治秩序，并继续秉公无私”。
2007年6月7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发表封面文章，为她的姊妹杂志《财富》当年“糟糕而错误的预测”做了个迟来的更正。因为11年前被质疑会“沾染内地贪污恶习”的香港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廉洁城市之一。
2006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5，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回归初期，贪污举报略有上升，从1997年3057宗升至2001年4476宗，后逐年下降至2006年3339宗。其中，对政府部门的举报比例，由1997年的4成降至2006年的不到3成。
2007年，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第13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指出廉洁的政府是香港成功的四大支柱之一。
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来源。2006年，73%的举报人选择实名举报，而廉政公署也以88%的定罪率来回报信任有加的市民。
目前，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在即，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的落实。在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内地从2005年排名第78位，大幅跃进到第70位。打击腐败，是周密的制度建设，也是长期的文化改良。而香港在打击腐败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经验，显然具有借鉴意义。
香港廉政公署如何将曾经贪污盛行的香港社会改造成全球“反贪典范”的，廉政公署的“防贪锦囊”里装有哪些妙计，6月13日，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一、“行政上的延误，常常都是贪污的根源”
成都商报：你在廉政公署从事反贪30多年，请谈谈你所了解的廉署历史。
陈志新：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腐败猖獗。所有公共服务都要付红包，在医院看病要杯水得付茶水费，消防车救火要给救火费，情况就是这样坏。1974年前，打击腐败是由警队的反贪组负责，但当时警察队伍的贪污也很严重。1973年，总警司葛柏在接受调查时逃亡，市民认为是警队放走了他，上街游行抗议。
后来，香港总督麦理浩宣布成立独立的廉政公署，独立于公务员系统之外。也就是说，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公务员。
《基本法》里也有我们的法定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
1974年开始，我们就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一是执法。接受投诉并调查，找到证据，然后向律政司提出检控报告。我想强调的是，廉署没有检控权。廉署的权力很大是事实，但也有制衡。
二是公民教育。教育老百姓认识贪污的危害，得到他们的支持去打击贪污。我们对老百姓说，如果有人找你拿钱，请给我们说。还要给市民信心，要为他保密。
最初只有三成的贪污举报是实名，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具名举报的达到七成。2006年更高达73%，这是世界第一。
三是防止贪污。重点是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内预防贪污。这也就是内地现在常说的“源头治理”。我们有权力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审查它们的工作程序。比如发牌（证）制度，看它是否清楚透明，是否耗用太多时间，因为行政上的延误，常常都是贪污的根源。举个例，二三十年前，餐厅要拿牌照，一般说来要两年，业主就会行贿以加快拿牌。我们就调查为什么要那么久，发现原来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卫生、消防、屋宇安全等，部门配合不够。我们就建议成立“一站式”服务，几个部门一起办公。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后来这方面的举报大幅度减少了。
二、“预防贪污，香港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
陈志新：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搞预防贪污的时候，我们毫无头绪，因为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香港是第一个提出的。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归纳出三点：
一是减少官僚，简化政府服务程序。该管的才管，不该管就不要管。二是程序透明，服务承诺。让市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办事程序才能有效监管。这也就是内地常说的“政务公开”。三是公务员问责。必须向市民解释行政行为，犯了错误要出来承担。
成都商报：香港市民防贪意识很强，香港的防贪教育主要方式有哪些？
陈志新：一方面，香港上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他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诉求也不断提升。他们关心反贪。另一方面，廉署的防贪教育也深入人心，比如我们拍的电视剧《静默的革命》，在70年代的香港家喻户晓。
幸运的是香港很小，每个地方都能去。我们在香港各区成立了7个分处。经常邀请市民来面对面的座谈。
我们还重点针对年轻人。从小学起就灌输廉政概念，或者提供教材，或由专业团体演出廉政剧目。大学做得更多。学校在这方面很合作。
我在廉署工作30多年，看到的差别非常大。这30多年的变化是一点点的。香港反贪的过程，是一场静默的革命，一种文化的改变。
比如，最初，廉署和公务员的关系很紧张，更不用说和公务员合作。你知道，1977年还爆发严重的警廉冲突，警员上街大游行。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终于可以和警务处处长坐下来说，我们合作一下吧。从此我们成立了跟政府部门合作建设的第一个反贪污工作小组。
三、“要反贪，就要懂得对方的语言”
成都商报：内地近年的腐败大案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社会保障基金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房地产的土地审批等领域，在香港哪些政府部门的哪些工作环节容易出现贪污漏洞？回归十年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贪污手法有哪些变化？
陈志新：建造业一直是贪污重灾区，应该是监管重点。上次去一内地城市，当地人给我说，每一百公里公路的建造，就有一个官员下马。
预防贪污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贪污手法日新月异。所以我们的反贪手法也要与时俱进，过去十年我们招用了很多电脑专家，我们处的防贪人员只有不到60人，是廉署三个处里最少的，主要是工程师、会计师、电脑技术人员、资深的前公务员，还有来自私营机构的人士，都是成熟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要反贪，就要懂得对方的语言。
最近十年，我们的监管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建筑业。2000年后香港出现了好几个豆腐渣工程。比如有一个很大的“短桩”丑闻，沙田刚建起两栋30多层的公屋，有人投诉偷工减料，我们调查后发现其桩柱比规定尺寸短了很多，经评估认为不安全，政府决定拆掉两栋楼重建。这件事社会付出很大代价，让政府多花了两亿多元，也让等着住公屋的市民等了更久。
二是政府采购。要避免公务员收受回扣，或者让家人成为供应商等。我们会检查每个政府部门的采购程序，看看有没有漏洞。我们的工作有法定权力，我们提的建议，政府部门是必须落实的，这是《廉政公署条例》《预防贿赂条例》的规定，“任何人抗拒或妨碍廉署人员执行职责，即属犯罪”。
三是执法。比如警队、海关等有执法权力的部门。
四是发牌制度。很多行业都需要发放牌照的，饭店、驾驶、酒吧、金融业都有。比如酒牌是一个问题，几年前有一个大案，酒牌局主席被抓，他不是直接收钱，而是让人找他的律师女友。
成都商报：这几个领域的问题在内地也很多。
陈志新：大部分城市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城市的快速发展，有大量基础建设，政府要花大量的钱，有钱就会有人想贪。
四、“一个统一的社会，对廉洁不应有双重标准”
成都商报：内地的职务犯罪由检察院反贪局侦查，涉及私营机构的贪污罪行则交给公安局经济侦查部门主办。不同的是，香港廉署同时面对公营和私营机构的贪贿犯罪执法，为什么？
陈志新：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商人认为，回扣是商业行为，廉署管好公务员就行了。
首先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统一的社会，对待廉洁不应有双重标准。你不能说，有廉洁的公务员，却有习惯于贿赂的商人，这两者相遇，会发生什么事呢？
社会的标准应该是单一的，每个人都应该廉洁。公众都表示认同，商界最后也认同了。
其次从香港整体利益看，香港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香港的资金很多来自外地，香港经济的成功，就源于整个社会包括商业社会的廉洁。有调查证明，外资来香港的理由之一，就是香港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还有香港的上市公司很多，占整个经济比例很大。很多市民都是上市公司的小股东，谁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五、“将来工作重在反商业贿赂，首先是上市公司”
成都商报：一般来说，廉政指的是“廉洁行政”，主要针对公职人员，事实上私营企业的贪污并不有损政府形象，为什么反商业贿赂如此重要？
陈志新：在前25年，廉署的重点是搞好政府廉洁。公务员队伍达到一个廉洁的高度后，2000年以来，我们将部分资源转向私营机构反贪上。
成都商报：我看到一个数据，2000年以来，对政府部门及警队的贪污举报连年下降，反倒是对私人机构的贪污举报在上升。
陈志新：是的，所以我们要回应这个转变，将来要在反商业贿赂上多做一些工作。首先是针对上市公司管制，研究如何加强内部监控。二是物业管理，大厦维修。香港有一批大楼面临老化，需要维修，涉及金额巨大，业主要拿钱出来，担心会被滥用。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重大问题；三是保险公司，比如职员串通他人骗保等。
成都商报：防止贪污处针对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的防贪服务有所不同，前者是主动行使职权，后者是被动提供服务，至今有逾3000私营机构接受服务，这在香港庞大的私营机构群里所占比例并不大，是大多数私营机构不需要防止内部贪污，还是他们自己已经做得够好？
陈志新：大企业的内部监控较好，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是中小企业，往往是出了事才来找我们。我们防贪的法定权力主要是对政府部门有效。对私营机构则只能“有求才应”。所以，我们的策略是找他们的行业龙头，比如主动与保险业协会或银行业协会联系，出一个“防贪锦囊”。
成都商报：内地有学者认为，“民”并不了解“官”，尤其是高官的行为，因此民举报官往往根据“小道消息”，苦于缺乏证据。廉署面向公众的举报宣传有没有重点针对公务员内部，比如鼓励公务员举报上级官员？在接到的贪污举报中，来自公务员的举报多吗？
陈志新：我们对公务员廉洁还是没有半点疏忽的。去年就和公务员事务局联手推行“公务员廉洁守正计划”。并重点找一些公务部门，比如跟工程有关的地政署、发展署进行反贪宣传。早几年的数字是，约一成的贪污举报来自公务员管理层本身。
成都商报：内地将组建“国家预防腐败局”，请介绍一下廉署防止贪污处与内地的合作情况。
陈志新：廉署一直与内地反贪部门在调查与防贪教育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与内地自1988年就开始设立“个案协查计划”，安排双方人员互访会见贪污案件的证人。2000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更直接参与有关计划，负责处理广东省以外的个案。我们主要对口最高检和监察部，有很多共同语言，主要是经验交流和人员培训。未来，香港与内地合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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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贪婪年代的廉政公署
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被发现拥有逾430万港元财富，是其22年警察工资总和之6倍，但在调查期间轻易逃亡。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1974年，独立的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打击贪污。廉署经过多次交涉将葛柏从英国押回香港受审判刑。几年内廉署破获23个贪污集团，其中18个属于警方。1978年7月，廉署向港督报告，本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已全部粉碎。有关政府人员的贪污举报比例，由1974年的九成减至2007年上半年的不到三成。
廉政公署三大机构
执行处：接受市民举报贪污、研究及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要让人们“不敢贪”。
防止贪污处：审视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减少可能出现贪污的情况；另外，该处亦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防贪顾问服务。要让人们“不能贪”。
社区关系处：教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要让人们“不想贪”。
香港公屋豆腐渣工程
2000年1月，香港房屋署职员抽查沙田园洲角愉翠苑两栋几乎封顶的公屋。职员们惊愕地发现，几乎所有桩柱都不符合要求，而部分被抽查到的桩柱竟然比正常桩柱短15米，差距相当于四五层楼！这是香港历来最大宗的“短桩案”。政府最后被迫把它们全部拆除。加上还要对有关方面进行赔偿，政府前后耗资逾2.5亿港元。廉署拘捕20人，包括房屋署人员和有关桩柱的承包商。2002年9月，法院对“愉翠苑短桩案”宣判，参与兴建的两名建筑商人入狱12年。时任房委会主席引咎辞职。
前酒牌局主席被囚一年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涉嫌酒牌申请贪污案的23人，包括酒牌局前主席黄汉清和两名区议员。经过缜密的调查，廉署发现，一些娱乐场所的经营者涉嫌通过多名“中间人”，要求酒牌局前主席黄汉清协助他们申请酒牌，并从中获取不当利益。黄次年被判入狱1年。在香港，酒牌局主要的职责是考虑是否批准有关发出、续期、转让或修订酒牌的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