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任何环保人士烦扰我，”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在香港礼宾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不无怀念地表示，“那时，我们推平高山、填海造地。”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香港行政当局与如今在中国主权之下一样，深深受制于房地产开发商。当时，数十万逃离内地的人迫切需要安置。沙田，这个混凝土塔楼鳞次栉比、人口超过60万的城区，为城市的丑陋确立了一个新标准，但在当时，这里的建设可能是必要的。
而在过去一周，令人沮丧的不是曾荫权对往事的回忆，而是他对未来的设想：将香港变成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他表示，在目前700万人口的基础上，香港需要进一步增加四成人口，才能追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及伦敦的实力。香港目前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在食品、水、燃料和清洁空气方面高度依赖外部世界；换言之，其居民生态足迹遍布的面积，是其自身领土的很多倍。
我怀疑，这位系着领结的公务员有些守旧。而且，他居然认为一国的商业实力取决于人口数量，这一点也让我诧异；过去香港人口只有现在一小部分的时候，也曾实现繁荣（1921年，整个香港的人口数量与今天沙田的人口数量相当，直到二战后才超过100万人）。
他还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另一个由英国贸易利益创造的亚洲城邦。在曾荫权此次接受采访的4个月前，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Mah Bow Tan)表示新加坡政府设想将人口从目前的450万增至最终的650万，引发了一场类似的人口争论。一位新加坡国会议员还提到“香港狭窄的公寓”，作为反对这个想法的理由。
香港和新加坡都面临两个问题：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两者都正确地选择了鼓励移民和提高教育水平的政策，以保持经济竞争力。然而，这两个拥挤的城市所需要的是年龄和技能的适当混合，而不是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
曾荫权将香港与伦敦进行对比，尤其不合适。没错，伦敦的人口（760万）与香港非常接近，但伦敦不仅是个金融中心，还是一个拥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的首都。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也有6000万人口，但毕竟不是国家，只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圈。鉴于后工业时代的香港的经济职能是国际化服务提供者，因此，一个更好的对比，可能是将香港与居民稀疏的伦敦金融城进行比较。
在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十年之后，曾荫权和他的同事应该聪明地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求“大”。他们不应试图仿效规模类似的其它中国城市，用沙田那样的丑陋混凝土建筑覆盖这片土地。在这种竞争中，香港注定失败，而且这种竞争也会让香港遭遇失败。
相反，他们应利用香港剩余40年的保证自治时间，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以服务为主的、富有魅力的、现代化的大都市，这样，它就能作为内地工业的补充，并为中国其它地区树立一个典范。曾荫权至少意识到，如果距离服务目标较近的中国内地港口能更便宜、更高效率地处理国际贸易，例如盐田港，那么，试图维护香港作为领先集装箱港口的传统角色就没有意义了。
但他在政治和环境方面，存在令人费解的盲点。他没有向北京方面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要求北京实现其在中英协议中承诺的普选权。他在提高香港能源效率和空气质量方面止步不前，给公众健康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而且导致越来越多的金融家离开香港，到新加坡去呼吸更清洁的空气。
当曾荫权的新任期在5年后结束之时，设想一下，如果他能在现有的法治和新闻自由之外，再为香港加上民主和较为洁净的环境这两项新的品质，那么，他将赢得多少赞誉。曾荫权不愿创造一个绿色香港，这一点特别令人吃惊，因为如果曾荫权率先实行可以适用于中国其它受污染城市的政策和措施，那么，北京方面会非常高兴。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在1841年曾断言，香港是“连一座房子都没有的贫瘠小岛——它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这种断言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如果香港未来能继续取得过去那样的成功，那么原因将是它在质的方面与中国其它地区不同，而不是因为它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
( 作者：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7年6月25日 星期一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