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威德：我也评论一下“我们这个勇敢的新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性。

首先，富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别是英美经济的“金融化” ，是随着工业部门的衰弱而出现的。我一直怀疑，在后IT革命的当今时代，是否还有实证证据能够支持卡尔多(Kaldor)的增长“定律”，特别是下面这个定律：非制造业（含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率，是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正函数。特伦斯•伯恩斯(Terence Burns)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制造东西赚钱，那我们最好考虑做点其它事情”。与之相反，卡尔多的这一理论暗示，工业是（持续）增长的发动机。这表明，对于金融在经济中日益占主导地位，富国政府不应简单地欢呼了事。

第二，在单位劳动成本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西方的金融化与东亚的快速工业化共同导致了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相关的应对措施导致了全球资金过剩——一个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祸根。一方面，美国实质上就是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为其赤字融资，它能这么做，是因为它的货币也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东亚顺差国的央行创造了等量的本国货币，买下进入它们国家的全部美元，以防止货币升值（和工资上涨）。反过来，它们又将美元投资到美国的资产上，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推动了已然增大的消费和进口，后者又反哺回东亚经济圈。这一循环的结果，就是全球金融脆弱性不断加大。在这里，我赞同理查德•邓肯(Richard Duncan)的“货币过剩”理论，它不同于“储蓄过剩”的理论。

第三点，马丁说，各国当局之间的监管合作已经改善，而且“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及相应的国别报告等，对各种风险进行了有益的评估。”制作报告是一回事，让人们读报告并理智地做出反应则是另一回事。IMF的独立评估办公室(IEO)发现，甚至连该基金的运营人员往往都没读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不用说将有关调查结果结合到他们的双边工作中去了。只有14%的高级职员表示，他们与各国当局讨论过IMF从其“多边监管”中获得的调查结论。反过来，双边（IMF与各国之间）监管报告显示，各方几乎很少谈到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如德国、俄罗斯甚至美国）的政策溢出效应问题。

此外，整体而言，对于通过“透明度”实践提供的数据，金融市场参与者给予的关注似乎相当少——当然，他们大概再也不会（像亚洲金融危机前那样）被数据“误导了”。IMF金融稳定评估项目(FSAP)最近进行的独立评估得出结论：“虽然很多监管机构将向市场‘发信号的角色'看成是参与FSAP实践的动机之一，但‘金融行业稳定评估(FSSA)'报告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所持观点的影响力似乎并不大。”

评估项目再次得出结论：“我们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会谈显示出，多数人对于金融行业稳定评估报告的内容所知有限。近期连同对标准和规范措施的内部评估一起进行的调查结果，也强化了上述结论。信贷评级机构对改报告的引用似乎挺不错，但它们只是有选择的使用而已。”

就这一点来说，如果市场的确注意到了通过透明度实践而能够获得的信息，那么，其效果可能是会让金融市场更不稳定，更倾向于发生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发展状态让有关经济的数据均质化，使市场对近期前景所持观点的多样性减少，从而可能加重了偏周期的羊群效应趋势：银行家和投资者买入别人买入的东西，卖出别人卖出的东西，持有别人持有的东西。

简言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人们谈了很多关于“新国际金融架构”的必要性，尽管风险已经扩大了几倍，但在监管层面仍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有人会问，为何1929年的危机并未止步于一场（短期）危机，而是出现了一次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各国未能就经济行为规则达成一致——比如如何运作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等，也未能达成相关协议，让所有的调整压力都置于逆差国家，要求它们经济收缩，而不是要求顺差国家经济扩张。部分来讲，未能就经济行为规则达成一致，要归咎于当时缺少国际组织，也要归咎于欧洲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普遍战战兢兢的关系，而这一点本身也反映出英美两国拒绝担当安全领袖的现实。在那样的环境下，非常小的破产事件就可能（也的确）产生严重破坏稳定的效果。这里，我引用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教授罗伯特•博耶斯(Robert Boyce)即将出版的一本有关大萧条的著作中的观点。相比于1929年，如今有关经济行为规则的框架和国际组织看起来活力十足，但IMF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上述发现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号。而且，我们不该忽略如今普遍的安全担忧（特别是西亚问题）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马丁•沃尔夫：罗伯特发表了富有思想的评论，对此我非常欣赏。让我简短回应一下他的观点。

首先，工业仍是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吗？我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一种形式。我承认，各国需要能生产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而且其中很多将确实是商品。但工业国家的证据再也不能证明，最高的生产率增长存在于拥有最成功工业部门的国家。

第二，正如罗伯特所知道的，我并不接受他所赞美的“货币过剩”理论。我相信货币过剩是储蓄过剩的结果之一，而不是相反。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单位劳动成本的差异肯定导致贸易失衡。日本维持大额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便宜吗？无论如何，只要中国维持其重商主义，对于中国的成本竞争力，美国就无能为力。可选择的解决方案要么就是接受本国的严重衰退，要么就是针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对美出口产品采取大规模保护措施，直接打击重商主义。罗伯特会真正推荐这种做法吗？

第三，我确信罗伯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人们很少注意有关金融稳定的各种报告。但认为人们需要知晓整个市场的全部信息才能有效工作，这就不对了。市场对高度分散的信息的应用要比任何其它社会机构好很多。这也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最后，我们现在受累于游戏规则的严重不一致了吗？我想是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正努力在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下运行自由资本主义，而同时全球最具活力的部分国家正努力以币值低估的盯住汇率制来运行严格受控的资本主义。此举即使不会导致大动荡，也会带来冲突，这一点我曾讲过很多次（我想，再讲的话，很多读者就忍受不了啦）。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正如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像是又一个过渡期，而在此时，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罗伯特•威德(Robert Wad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展研究所(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教授。

( 作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威德(Robert Wade) 2007年7月4日 星期三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