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的二重含义
近期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的意思是，去年GDP增长10.7%，如果今年经济增长达到10.9%左右，当然是“稳定”，因为10.7%与10.9%只相差0.2%。另外，10.7%是较快的速度，10.9%当然也是。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件发生，一年之内，经济政策的影响和环境变化，不至于引起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
更重要的是，像2006年一样，“稳定较快”的增长仍然是政策目标。从两会设定2007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看到这一政策背景。8%的目标实际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低于8%。每个经济体正常运行都需要一个基本经济增长指标的支撑。首先，基本增长水平保证基本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投入，基本经济增长水平会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于中国目前旨在消除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收入差异的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基本就业水平是一个必须得到保证的指标。其次，基本就业水平意味着第一次收入分配即工资收入和基本消费水平的保证。特别在中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第一次收入分配的保证格外重要。而依靠工资收入分配的群体，应该是一般消费的主体。8%的经济增长是保障基本就业，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水平的底线。现阶段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中国的经济应该是进入衰退的，所以8%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底线。
第二层意义，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设限。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惯性。2006年两会设置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8%，结果出现了10.7%的高增长。如果不是大力度的调控，增长速度可能更高。虽然有一系列的节能环保和其他调控的硬指标，但是在高增长惯性的推动下，2007年非常可能再次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如果两会的目标设定高于去年的8%，会助推经济继续这种盲目的高增长，不利于从以“GDP增长为业绩指标”的观念向以“国计民生的改善”为指标的转变，实现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战略。
特别是现在强调社保、医保体系的建设，增加对教育和三农建设的投入等等政府公共职能的加强，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带来政府收入的转移支付的保证。所以虽然两会强调对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和过快增长速度等问题的宏观调控，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大幅放缓，反之，保持一定的平稳快速增长始终是经济政策的目标。
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其他突发事件，2007年中国经济将会保持10%以上，甚至11%的“平稳较快”增长。
边际产出递减
至于经济增长“偏热”的观点，应该是一个从资源约束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的概念。我们现在这种“高投入”推动高增长的高成本可能导致5年后，或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个问题今天必须提出来并进行调整，才能避免将来经济大起以后的大落。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边际产出递减的范围。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GDP同比增长10.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结果显示，2.5%的投入增长带来1%的GDP增长。投入和产出是2.5比1，今年第一季度在巨大的调控力度下，仍然保持了2比1的比例。所以中国经济处于规模效应递减的状态是很明显的。在这种状态下，短期内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加大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的要素投入。
在短期内，没有技术进步的推动，没有制度性改革的突破，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增长，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能需要3倍、4倍甚至更高的投入。
如果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如果投入可以不受约束地增加，这种高投资下的规模效应递减的增长模式也不是不能持续下去，但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越来越大。
根据统计局按照支出法计算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2%。从定义上看，资本形成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比固定资产投资更能准确的衡量投资水平。
而由支出法推导出的宏观经济平衡的等式：S＝I，其理论意义是，一个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在开放经济中，应该包括外汇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来源于储蓄，也意味着投资水平受储蓄水平制约。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正是中国高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多年的背景。据一些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在40%左右。2005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4.2%，如果用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近似替代资本形成，则2006年上半年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达到46.3%。我们注意到资本形成率已经超过估算的储蓄率，就算储蓄率的估算有误差，44%和46%的投资率也提醒我们一个严峻的事实，投资率与储蓄率已经非常接近，再增加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多。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也不是一直在40%以上，2002年以前许多年份储蓄率一直在40%以下。
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持续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劳动力“红利”瓶颈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关于劳动力“红利”即将结束的问题是有比较权威的研究的。而且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在目前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现有水平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
我们的结论是，大幅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如果投入逼近基本资源的约束，又没有其他的突破，靠不断加大投入规模支持的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更不用说在经济实际运行中还有能源瓶颈的制约。储蓄和资源约束导致的不可持续性使我们界定现在经济有“过热”倾向。
近期的“增长”目标与持续发展要统一起来。为此，笔者认为：
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内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固定投资适当减少能够让规模效应递减速度放缓，也就是使单位产出率缓慢递减，保持一定的投资有效性。第二，在短期内，保持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不是加速逼近资源的约束限制，给突破性的变化和改革留下时间和空间。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利用资金成本控制贷款和投资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期还应该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因为过度投资、新增贷款加速、经济增长偏快、通货膨胀上升和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积累等问题都与流动性过剩有关。加强流动性过剩的管理，是近期宏观经济不受干扰，“平稳增长”的保证，也是避免经济危机，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针对中长期的发展，现在就应该加速推动全要素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建设，严格节能环保的约束，进行内部储蓄-投资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国内消费增长，金融体系的深层次改革，加速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使中国经济保持在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增长。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