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激起了一场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界的古老争论：政府是否应当采取干预措施，培育初生的产业。对于这种“产业政策”的拥护者而言，向价值链上端迈进的迫切需要只是加大了要求政府干预，帮助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新产业的呼声。对于其反对者而言，科技的迅速变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分割状态意味着，即使这种体系在过去奏效，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空白，然后通过保护或者补贴其国内企业，帮助它们填补这些空白。

全球化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地，政府可能遵循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在东亚，非常开放的经济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前沿。该地区历来遵循所谓的“雁行”(flying geese)模式——随着产业的发展，整个产业从较富裕国家迁徙到较贫穷国家。

举例来说，制衣业最初在香港起飞，然后依次转移至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对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所裨益，仍然存在争论，但各国政府似乎有可能通过补贴并保护其国内生产商，以求在此类行业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近年来，运输成本的降低和数字化分割了全球供应链，使产业的各个生产工序分布在多个国家，而非产业整体迁移。举例来说，中国获得了大量电器的最终组装工序。电脑或MP3播放器等最终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间来回穿梭，装配不同的部件或添加不同的功能。跨国家的产业化程序已经变得比“雁行”模式复杂得多。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亚洲研究主管尼古拉斯•关(Nicholas Kwan)表示：“那些制定了产业政策的政府遇到了需要关注整个产业的问题。你需要在行业内进行考察，在这里你能找到细分市场——在这方面企业比政府更加擅长。”

他提到了第一代亚洲经济“小虎”不同的经历，以及它们如何应对竞争的故事。香港和韩国基本上都允许制造企业接受不可避免的竞争，然后将它们的低成本业务外包到海外，目的地通常是中国内地；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则花了更大力气将产业留在岛内。

过去20年，香港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迁移至中国内地。香港转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

与此同时，尽管韩国将大量的组装工作外包到海外，但由于垂直一体化留住并拓展了产品开发设计等高增加值部分，过去10年间韩国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

相比之下，台湾则试图留住所有企业和产业——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及其所占GDP的比重已经显著下降。“具有限制性的跨海峡障碍迫使很多以中国大陆为目的地的投资者彻底从台湾撤出，几乎与台湾断绝了联系，很少有收益回流到台湾，”尼古拉斯•关表示。

阶段不同，策略应改变

世界银行曾于1993年发布过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 Miracle)。最近，该行又发布了一份类似报告。报告认为，相比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时，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且更为先进的战略，包括吸引或创造一批数量足够、紧贴技术或生产工艺前沿的高成长公司。

即使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士也表示，游戏已发生改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有影响力批评人士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表示：“制定产业政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这不能是充满政府严重干预的老式产业政策，如关税、对优先行业提供的补贴信贷或者免税期等贸易保护政策。”

相反，他表示，政府可以进行规模相对较小的投资，或者采取其它干预措施来帮助现有产业提高生产率，并且在必要时从零开始培育高端产业。一项类似的试验正在迪拜进行。目前，迪拜正在斥巨资投资金融以外的其它产业，比如通过建造生产设施并吸引海外人才，来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物科技产业集群，希望以此复制其作为海湾地区金融中心的成就。但迪拜是一个特例：很少有新兴市场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富储备，来试图在沙漠中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

对于菲律宾等无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国家而言，多数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与中国竞争的政策建议并无神秘之处。政府应当改善物流、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教育；尽可能发掘新兴的特色产业，并对其提供支持，但在其它方面却减少干预。他们警告政府，不要在认定本国经济可能有利于发展何种产业后就贸然冲入市场，然后不惜任何代价推动该产业发展。

发展的阶梯仍然存在。但梯子上的横档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光滑，其间隙也更加大，如果想推动经济向顶端攀登，政府更需要的是灵活，而非蛮力。

（作者：艾伦•贝蒂(Alan Beattie) 2007年7月9日 星期一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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