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2002、2003年连续两年都写了年度文章，并且把2002年称为“中国权利元年”的缘故，2004年年终将近的时候，不止一个人问我年度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没有。其实2004年要说的话，除了我要做的个别专题之外，基本上都在这本《中国钥匙》里了。
作为最富争议的官场人物，仇和和吕日周，无疑是中国社会县市两级“中层社会”的最典型、最真实写照。读完有关他们的三篇文章（《达则独善其身》、《激活改革的原生力量》、《刚愎自用换不来高效率》），再读本书一开头的三篇文章（《中国人怎样告别窝里斗》、《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应着重发展大中城市》、《下一个竞争是人口聚集优势的竞争》），也许人们会理解为什么博士生们“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北京晚报》2004年12月30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在就业寒流中困惑着的大学生也许也可以从中得到思维的启迪、开阔的视野……
这一年8月，社会的正义诉求曲折地通过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攻击国企的MBO（管理层自买自卖式收购）喷涌而出。争论之后，网上的民意显示，支持主流经济学家观点的网民不到5%，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近乎激起民愤，声誉降到历史低谷。可以说，郎咸平终结了“经济学神话”，可是法学家们准备好了吗？同时，《国企往何处去》的问题，似乎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难题。
这一年，《新京报》用几个月的时间、几十篇文章讨论各地“禁乞”问题，而一些知识分子准备对弱者抡起大棒的时候，其掩盖事实、歪曲真相、偷换概念、混淆逻辑的本领，令人大开眼界。本书也立此存照，以资纪念。可惜被抽掉一篇驳许向阳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查本人的《驳斥许向阳……》。
从2000年举办一届即告夭折的“长江《读书》奖”，到2004年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一些知识界中人满口仁义道德、程序正义，可一旦权力在手，其视程序正义如粪土、将学术权力专制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而一群文化和学术老人在《甲申文化宣言》上的倚老卖老信口开河，同样令人忍俊不禁。宣言的发起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宣言》中高唱传统文化的新生和未来，一转身又在多种场合“唱衰”传统文化，宣称《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阻碍了中国的科技、文化和社会进步。姑且不论是《宣言》还是“《易经》论”都落入了文化决定论的误区，单就其前后矛盾就颇耐人寻味：前者从文化民族主义中讨好，后者从文化普世关怀中卖乖。朱学勤先生在2004年12月30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中说这是“智者千虑，亦有一失”，但愿如此。但是国内很多学者在很多方面上的前后矛盾却并不如此。
这一年，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下哀鸿遍野，业内人士称其为“促退法”和“破产法”。书里有关教育的一些篇章，点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死穴，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除了这一切，警察权问题，“城市和谐”问题，农民问题等等，书中都有涉及，特别是政府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自认为有一些独到的发现，比如行政管理的“计划+市场”手段问题，政府主导型经济与周期性经济波动等问题。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这会是博士论文的好课题。本书收录的许多篇章，曾经在过去的一年里被广为传递，如《腐败的境界》、《把人字写在国家的旗帜上》，网友“anotherstone”和“碧天”分别称其为“这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这是崭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起码对于国人来说。”
虽然忍痛割爱了不少我心目中的重要篇章，本书还是基本能够代表我现在的水准。在这个读书时间贵如金的时代，我希望它能让读者有所收获。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卫华先生。当年，他在我的毕业留言上写道：“胸廓万象，魂飞千年，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自灯明，法灯明，事难方见丈夫心。”它给我鞭策与鼓舞。十多年来，不管身在何处，我心在这里。
二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有一个报纸专栏文章“小民经济观察系列”，主要是对经济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进行点评。这个系列，他计划每年都出一本。他说它可以作为改革史的一个参考资料，因为其中涉及新近发生的大小经济事件。（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2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从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一个学者的治学轨迹，也可以很清晰地从某一方面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直以来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宏愿，或者说是一个梦想：每年出一本书，把当年的社会风云笔底波澜尽收眼底，内容涉及教育、时政、财经、法律乃至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总名取之为“一个人的编年史”，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人”的编年史，是我个人眼里的社会编年史；二是一个“人的编年史”，是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编年史。这是何等宏伟的工程，何等诱人的前景！这样“一个人的编年史”，持之以恒地做下来，几十年后，将会是何等丰厚的一笔财富！
这个工作已经从去年开始，现在推出的《中国钥匙》是继去年《冰封的火焰》之后的第二本。这本书可以用“荡胸生起甲申云”七个字来概括，因为2004年是农历甲申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社会现象，在这本书中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得到反映，比如嘉禾拆迁、禁乞、仇和现象、甘德怀考博风波、高校热衷于盖大楼、《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甲申文化宣言》、温州购房团、管理层收购与郎咸平争端、宏观调控、公务员热、新兴医院现象等等。
我承认自己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平时下笔之前，就有心要做“个人编年史”，也就是从我个人的学识、能力、视线所及，尽可能全面地观察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曲曲折折。
我以为，在当今社会，最能决定文章品位的，不是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文字多么优美，更不是他如何能迅速抓住社会热点并做出评论。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一个人的视野。关于视野，好像是鲍尔吉.原野说过类似这样的一句话：即使在广茅无垠的大草原，屎克郎的眼里也只有一堆牛粪！这句话曾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些人声名显赫，然而他的许多言论，其价值竟然不如一堆牛粪？就在于他的眼里已经只剩了赤裸裸的利益。牛粪还可以作肥料或燃料，而利益视角下的许多高论，充其量只是弄脏稿纸而已！
我也有意识地让自己在平时的时评写作中做“减笔画”。评论最重要的功能是判断，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人类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复杂纷纭的事情，时评作者“判断中的判断”是要像照相一样，剔除一切多余的摆设，做“减笔画”，让真正值得评论的东西和自己的内心一起激荡翻腾，最后才成为笔底烟云。只有那些真正值得评论的东西，才会在日后的岁月磨砺中闪现光辉和价值。作为一个日累千言的时评人，不可能做到篇篇精彩，也不可能没有顺时应景之作，但是当你年终回首的时候，至少应该有相当的比例有资格留在比报纸和刊物更为厚重一些的书上。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点要求，多少年坚持就成了习惯。
以前的铅字是由火淬成的，纸则是纸浆在水中生成，真是不折不扣的水与火的洗礼。而作为不知不觉走到文字路上的人，我的心是热烈的，头脑则是冷静的，冰冷的思想，后面包着火一样的激情。
《中国钥匙》，童大焕著 台海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1日至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