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古往今来，政界人士想实现的许多目标，并非旨在提高GNP。例如，最近在英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公共服务协议，阐明了政府的承诺，要增加中小学的体育课，鼓励人们参与艺术活动，并减少羊搔痒症的发病率。想必，这并非“曲线”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幸福趋势几十年停滞不前，也许正说明政府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说明过去50年来，通过政治进程来“改善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但这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因此，幸福感倡导者把GNP当作替罪羊，主张经济增长与幸福无关，甚至有害。
另一种观点是，长期的幸福感数据包含的真正信息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我们根本不能依赖此类数据作为有用的指标。的确，这些数据并未显示出与一系列显然有望增进幸福的因素具有相关性，例如大幅增加休闲时间，预期寿命更长，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缩小。
人们往往主张，收入不平等是幸福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而这一“事实”被用作增加累进税收的理由。然而，在收入不平等加剧或减缓期间，我们没有发现幸福感数据有任何变化。我们还被告知，近数十年来，忧郁症发病率大幅上升，但幸福指标并未出现与之对应的下降。
有时候，我们被告知，幸福程度之所以没有上升，是因为家庭和邻里关系破裂在抵消经济增长的益处。但是，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决策者应该无动于衷，因为以这种“全面”的幸福指标来衡量，我们并没有比以前变得更糟。就连最阴沉的正统经济学家也不会声称，物质财富可以替代亲情。
政府试图提高幸福指标，而非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这种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设立武断的目标，分散了公务员的核心职能；向许多人传递一个信息：幸福来自国家政策，而非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为政府制造压力，要求政府提高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以往从未对任何政策或社会经济变化做出系统性反应。这些正是一切瞄准目标的心态的错误所在，这种心态正弥漫英国公共领域。我们应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而非重复它们。
从更阴暗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幸福观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拿着笔记板、掌握统计知识的专家比普通人更清楚是什么让他们“幸福”。因此，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推翻当地民主决策或个人决策。因为从表面上看，增进幸福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目标，它可以压倒对某些政策的反对，而实际上，这些政策构成政治上永远存在的非常真实的艰难选择。
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包含一切的福利指标；它只是衡量经济的规模。它还没有纳入许多对我们的幸福颇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维系，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及有民主监督的责任制度、运行良好的政府。如果，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因素使人们幸福，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陷于不确定状态。政府不会因为没有衡量幸福而失败，但是，当政府以劣质信息为依据，在资源配置方面失误时，它就会失败。
本文作者的共同著作是《幸福、经济学和公共政策》(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最近由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出版
（作者：海伦•约翰斯(Helen Johns)、保罗•奥默罗德(Paul Ormerod) 2007年7月24日 星期二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