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非关税壁垒”，特别是食品标准，不仅往往比单纯的关税壁垒更为重要，也更难以消除。人们的争论常常会陷入一个围绕安全和风险、相互对立的科学主张的泥淖之中，而贸易谈判代表（更不用说部长们和普通大众），可能会被这种复杂情况所淹没。尽管消费者保护本国农民或制造商的爱国主义愿望，需要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因为这必然导致价格上涨，但对外国食品中毒的担忧，则与消费者自身利益直接相关。
贸易咨询顾问、澳大利亚前贸易谈判代表彼得•盖勒(Peter Gallagher)表示，自2000年以来，各国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的新卫生标准平均数量已上升了两倍。
当这些标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时，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上报世贸组织——当一个国家希望对某一特定产品实施特别严格的标准，抑或是禽流感之类的新威胁出现时，都需要这样做。世贸组织对此类标准的潜在保护主义影响进行监督，而对于这些标准的抱怨也在日益稳步增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对农业食品产品设置一些以标准为基础的壁垒，是关税或配额等其它更透明贸易保护形式的替代品，”盖勒表示。“一些引人瞩目的世贸组织争端，例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含生长激素的肉类颁发禁令，澳大利亚对鲑鱼进口设置壁垒，或是日本对苹果进口的限制，以及最近的调查研究，似乎都支持这种观点。”
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济学家估计，非关税壁垒，包括补贴、价格管制措施及技术标准等其它造成市场扭曲的手段，占到全球所有贸易壁垒的70%。农业领域的此类障碍是制造业的两倍，而富裕国家对中等收入新兴市场设置的门槛是最高的。
这可能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例如，围绕进入美国市场的越南鲶鱼曾爆发了一场拖而不决的争端。期间，美国鲶鱼生产商试图运用一系列法律手段封锁进口，当时农民和立法者曾声称，越南进口的鲶鱼可能含有美国飞机在越战期间向湄公河三角洲投放的除草剂Agent Orange的残留物质。
不那么极端的例证也可能招致不满。
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以推进全球开放农业市场为傲，但它经常被谴责使用食品检疫标准，来保护其国内市场免受竞争。
在种植出口水稻的新南威尔士Riverina部分地区，拥有印度香米是非法的，目的是防止其污染本地品种。一位农民表示，当地水稻种植者曾向当局举报一家声称供应印度香米的当地印度餐馆。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沃伦•特拉斯(Warren Truss)反驳道，该国检疫规定有充分依据。“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这里没有世界其它地方出现的许多害虫和疾病，”他表示。“这是作为一个岛国赋予我们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
这不只是一个南北问题。美国一直抱怨称，撇开关税和补贴制度不谈，该国无法将其五大农业出口产品（牛肉、猪肉、鸡肉、大豆和玉米）打入欧盟(EU)市场，原因是欧盟反对基因改良有机物的规定和欧洲卫生规定，排除了美国在生产流程的最后将肉类放入氯水杀菌的做法。
欧盟反驳道，美国一些许可证和进口方面的措施旨在歧视外国农民。
随着经过加工和容易腐烂食品的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传统的大宗商品，标准——而非关税——似乎极有可能成为阻碍这些产品在全球经济中顺畅流动的更大壁垒。
( 作者：艾伦•贝蒂(Alan Beattie) 2007年8月2日 星期四 译者/刘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