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１．３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４０２－０００９－０８
作者简介：王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文税收：２１世纪税收发展的新思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内）的选择。这一变化是伴随着经济活动在各国间更加密切地联系和相互渗透，即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推动下，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迅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主流经济思潮。这些变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使各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调控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然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和民族经济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认识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初期的古典经济学。那时，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反对当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潮和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也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彻底摆脱残余的封建主义制度的束缚，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在１８世纪的英国，巴纳德·曼德维尔、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等人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做出了最初的表述。其后，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性的巨著《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以“一只看不见的手”著称的市场调节机制和秩序的原理，从而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经济自由主义运动的推进，提供了公认的理论基础。在美国，在其开国元勋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也包含了后来为相当多美国人所推崇和向往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成分。
其后，在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前２０多年，伴随着英国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以英国经济势力的全球扩张（殖民扩张）为主导形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便是整个１９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某种象征和标志。在这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英国的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马歇尔等人，法国的萨伊、巴斯夏、瓦尔拉斯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使经济自由主义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全部理论和统治思想。
不过，到２０世纪前半期，在殃及整个西方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中，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却无奈地丧失了以往的统治地位，而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的关键时刻，应运而生，逐渐占据了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主流地位，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新的主导形式（尽管以重商主义形式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曾经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萌芽时代一度占据主要地位，但那时还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不过，经济自由主义并未退出舞台。早期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还有英国的伦敦学派甚至还有德国弗莱堡学派都从不同角度上一直坚持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方法。
２０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进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展开的，其突出的特点是以美国经济力量的全球扩张为主要形式。虽然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国家干预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并且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理论和表现形式，但是，经济自由主义依然存在，而且在８０年代后重新回到了主流地位，直到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是通过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和影响的。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方面来说，它主要是从思想和理念方面施加影响，使得各种人、各个国家首先在思想上接受并愿意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秩序。
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具有说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合理性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市场经济内在必然性的含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从“自然秩序”的角度出发（尽管亚当·斯密也表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认为在利己心（自利动机）驱使下，从人们各行其是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可以在客观上“并非有意地”产生出一种利他的结果，使经济秩序达到均衡与和谐一致的机制。如果这种经济运行过程没有受到国家和外来的干预和影响的话，市场经济将“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均衡与和谐状态，保持一种良好的经济秩序。亚当·斯密的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是对这一情况的典型和集中的阐述。他说：在市场经济中自由行事的每一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哪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１围绕着这一原理，亚当·斯密还以对分工与交换和市场的相互促进关系的阐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阐述，建立起一个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均衡与和谐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框架。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不仅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相同的努力获得比闭关自守时能够得到的更多的廉价商品，而且能够促进各国的劳动和资本最充分和最合理的运用。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人们或者国家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均衡与和谐的经济秩序则在“各行其是”的自由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达到。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实际上是最早系统建立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大师，也是最早系统建立国际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的经济学家。
应该说，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因为功利主义对人类行为最终结果的强调，恰恰也是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具有说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 尽管在反对封建制度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和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过程中，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地是对于经济“自然秩序”的推崇，但是，他的理论在阐述中仍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功利主义特点。在亚当·斯密对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作机制优越性的阐述中，所强调的人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各行其是地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经济分工和贸易（国际贸易）就是必然地和个人与社会所得到的最终结果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使得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个人利益、经济自由、市场秩序的和谐与均衡、还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起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系统，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说服力。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之所以在２００多年的历史时期仍然历久而不衰，仍然成为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安身立命之本，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与亚当·斯密主要从“自然主义”或“自然秩序”出发加以阐述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不同，被经济理论界广泛认为是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却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来看待经济自由主义的。李嘉图在阐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时，最集中地说明了他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２李嘉图认为，一国国民在寻求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时，必然要发生国际联系，比如寻找国外更加便宜的粮食供给和产品市场。由此，李嘉图以“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理论说明，在经济的国际扩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仍然可以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达到一种和谐的全球经济秩序。只不过，李嘉图的理论已经包含鲜明的功利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考虑各国普遍利益的，其实，李嘉图更看重的是英国自身的利益。
在李嘉图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好处和范围。穆勒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人性的本质要求，而且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他指出，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既能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且客观上也会对双方形成一种自动的制约。穆勒还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他说，有三种情况政府是不应该干预的：第一，那些由个人办比政府办效果更好的事情，比如企业的生产；第二，一些由政府办比个人办的效果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更宜于个人去办的事；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的事。３
在几乎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长时间内，伴随“大英帝国”全球扩张进程的经济理论，基本上就是李嘉图所阐述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即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学说。从经济政策方面来说，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从国内来说，他们的自由放任主张主要是为了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在制度上和重商主义在国家干预在政策上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从国际上说，自由放任的主张主要是为了保证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可以取得的最大利益。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确是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国际角度来说，尽管别的国家在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过程中也会获得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个国家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的话，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先进的英国就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环境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从本质上讲，经济自由主义从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就具有对经济最强大、最先进国家最为有利的性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是为当时经济最发达和最强大的英国所主导的，也主要是为英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不过，就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以保护主义形式和其他形式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早期是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张的残余，到后来，是以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再往后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主张的适度国家干预的主张。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代表了当时在经济力量上处于相对弱小的阶级和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可以看出，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主张是长期性的，而李斯特的主张却是相对短时期的。李斯特主张在一国经济力量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时候，对外需要采取国家干预的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经济的成长，而在国内则采用自由竞争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当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增强，足以在国际市场上与别国一争高下的时候，就可以采取国内国外相同的和一致的自由竞争政策了。
如果对１８世纪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早期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的话，我们可以大致上得出下面的认识，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对于竞争力较强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有利的，也是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的强者所愿意支持和采用的理论和政策；而国家干预主义（保护主义）则基本上是对于竞争力较弱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有利的，通常情况下是经济的弱者和有特殊利益者所愿意支持和采用的理论和政策。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了普遍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形势的特殊变化使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由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既无法解释，更无法采取有效的对策去克服严重的经济萧条，人们对它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方面，经济理论和思潮的主流开始转向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一时间，苏联的社会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甚至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为处于经济危机和困境中的各个国家寻找出路的“希望”和“救世主”。在这种情况下，“新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取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而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整合”，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战后世界上经济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在自身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主义成功经验推动下，扭转了传统认识，开创了经济强大的国家采用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不是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先例。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具体表现便是，通过由美国主宰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样一整套国际机构，实施极度扩大了的国家干预主义，借以保证美国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完全突破了旧时代国家干预主义的范围和界限，造就了一种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从大多数情况下来看的、由美国主导、美国干预、美国管理的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正是由于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能够比旧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好处，从根本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主张方面的转变，造成了国家干预主义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和凯恩斯主义在大多数西方各国的盛行。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生的“经济滞胀”却动摇了在很长时间内被西方国家看作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主导和主流地位。“经济滞胀”是一种新出现的问题，无论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没有遇到过。因此，如何解释和消除经济中的“滞胀”，就成为对这一时期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最重要的考验。众所周知，尽管在主流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得势期间，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并未销声匿迹，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和发展，形成了新形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学说。虽然，它们同样无法迅速解决经济滞胀问题，但是，它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主流经济理论反对派而对国家干预主义展开有力的攻击。最终，在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攻击下，作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滞胀”的严峻考验中败下阵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失去了其主流作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重新抬头，出现地位和作用上升的趋势。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直至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在历史上再次成为经济思潮和理论的主流，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主流和支配地位，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而且也是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中的。
当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重新得势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愈来愈走向世界市场，变成跨国公司，一些原先封闭的不发达民族经济也由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而逐步走向开放。许多原本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和企业纷纷向世界范围发展，不仅是因为它们发现在本国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市场是维持公司盈利的有效途径，而且发现由于资源、生产、技术、还有关税壁垒、市场进入障碍等方面的原因，变成跨国公司，将组织、设计、生产、销售、资金运作在全球范围统一经营具有巨大的好处和利益。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迅速发展，而且在全球竞争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它们仍然要求世界各国在各方面对它们自由开放，要求得到一个更加宽松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巴西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对此曾经深刻地指出， “对民族国家体系而言，代表着一种内源性的全球化运动。这些公司急于要摆脱国家的控制与调节，因而代表着一种自由化运动。”４“多国公司也要求在那些它们想发展生产活动或开发新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往往利用国家和国际权力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就被有关方面视为外源性的。不管怎样，公司生产潜力的增加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化无疑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５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高度生产性的公司无限制的活动，要求两个领域的政策自由化：其一，这些公司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其二，要求国家采取非干预性的政策。多国公司总是变为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媒介。”６于是，在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成为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展开活动的现实要求与呼唤。这一点正是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与得势的国际经济基础。
从国内经济基础方面来看，在英国，为了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处于“走走停停”的“英国病”，也为了解决长期困扰英国的公共福利开支过大和国有企业效益不高的问题，属于保守党的马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鼓吹的更为彻底的自由主义主张鼓舞下，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措施。在美国，则由共和党出身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带头推行了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美英经济政策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可以大胆实行，另一方面，新经济自由主义也由于它们经济政策的转向而跃居主流地位。
于是，“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保守政府的庇护之下，在德国得到赫尔穆特·科尔的支持，并且拥有在１９８９年华盛顿共识中所确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经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保守的自由化政策得以坚持。共同认识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联合起来，以强制依附性国家进行‘结构调整’。”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成为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作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给新自由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作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７
一般而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不同角度上为“华盛顿共识”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的主调。我们不排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动者当中不乏天真的、充满理论幻想的经济学家。他们从纯粹理想的理论条件出发，推论出纯粹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高效率和优越性。但是，这种观点，对于他们自己是不能全部实现的，对于别人却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充其量，他们这种思想只在竞争有助于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角度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能将其作用无条件夸大。不过，也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持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并将其扩大到社会和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像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就是突出的代表。就大多数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理论主要是批判“给美国经济带来‘滞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其主要目的是扭转美国经济的弊病。但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上，也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倾向。其中，当然也不排除那些认为“美国模式”是现实中最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并试图以美国模式来规范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行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那些抱有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政客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实行“双重标准”：要求其他国家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而美国却对别国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能一概而论，把他们都看作是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完全一致的。
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即便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也始终一直坚持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始终坚持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和相应的法制。米塞斯认为，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客观地“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８米塞斯主要活跃于２０世纪２０－６０年代。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则是２０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更为重要和更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主张的是一种立足于真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是一种类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和“自然主义”观点的自然进化论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通往奴役的道路》（１９４４）和《自由宪章》（１９６０）和一些有关的文章。哈耶克在新自由主义复兴浪潮中的影响十分巨大。“哈耶克的名声传播得最广的国家，是英国，这主要是由于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公然称哈耶克为她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当她于１９７９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９马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不久曾经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１０撒切尔夫人是将新自由主义广泛运用于英国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运动中的。她在１９８２与哈耶克通信讨论智利的变革时谈到，“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８０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１１在１９８９年，哈耶克９０岁生日之际，撒切尔夫人在贺信中再次高度评价哈耶克对于英国新自由主义复兴运动的贡献。她说：“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１２不仅如此，撒切尔夫人还介绍哈耶克结识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则表示，他曾经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而且“从中受益匪浅”。由此可见，哈耶克自由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观点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和推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大本营——美国，则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参与了这一过程。其中，芝加哥学派显然是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严格地讲，这一学派并非理论一致观点统一的一个学术流派。芝加哥学派只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方面具有基本一致性的一群经济学家。其中包含了许多具体理论和主张不相同的学术派别和分支。无论如何，这些具体的学术流派和分支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盛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方向相同的。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奠基人和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界较早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对抗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基本理论和政策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从５０年代起，弗里德曼就致力于以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来反对和替代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现代货币主义著称，在本质上却是要回复到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是带有一定自然主义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是，在形式上，弗里德曼似乎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所引起的弊端，他在强调货币方面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时，既承认了货币因素对经济活动的短期实际影响，也保留了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干预主义成分。他不仅主张在美国国内经济活动中实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而且在国际经济活动方面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同样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和秩序。弗里德曼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基本上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盛拉开了序幕，并制定了基调。
几乎与弗里德曼同时，乔治·斯蒂格勒从研究政府规制方面入手，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稍后，加里·贝克尔则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推广到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广泛方面。罗伯特·小卢卡斯等一批被叫做“理性预期学派”（或者现在所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则从“理性预期”出发，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是无效的观点，从而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主张彻底回到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除芝加哥学派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主要推动作用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推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有影响的重要学派，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形成于７０年代中后期，也是在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出现的。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滞胀问题主要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长期片面实行扩张总需求的政策造成了总供求的失衡，一方面抬高了物价，造成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对的萧条和经济停滞。所以，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增加供给，恢复总供求的均衡。一旦总供求恢复，就应该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激进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张，主要通过大规模长期减税来刺激供给，而温和的供给学派主张通过综合的多种手段来增加供给。总的说来，供给学派将目光更多地放在解决当时美国的经济困境方面，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段却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财政政策（减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曾任尼克松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赫伯特·斯坦将供给学派称作“财政主义者”。至于长期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面，供给学派的主张却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对他们的基本主张作出了概括。他说：“萨伊定律，它的各种变化，是供应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１３尽管供给学派的理论贫乏，缺乏新意，而且在政策主张上更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注重短期、注重使用财政政策的手段，尽管供给学派在今天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它在当时曾经广泛而有力地影响了从经济学界到新闻舆论界，从总统到国会的整个社会，的确在推动里根的保守主义变革，掀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归的浪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兴盛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公共选择学派产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他们在芝加哥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个人自由，鼓吹市场机制，推崇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坚持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拓展到以往被经济学家视为外部因素而传统上由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人”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假定和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政府这架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是如何组织和构成的，并分析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分析国防、法律、税制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具体地讲，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人行为、政党的政治学、官僚主义等等。简言之，公共选择学派试图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回答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如何运行（是不应当如何运行）的，以及与个人选择（通过货币在商品劳务市场上进行）不同的公共选择（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进行）是怎样做出的，其后果又如何等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一方面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寻找适当的分析工具。当然，也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寻求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公共选择学派也从那些阐明了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问题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那里寻求支持。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做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总的说来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１４。通过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发现了不能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原因，但也指出了自由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总的说来，公共选择学派对国家干预主义持反对态度，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基本持肯定态度，只是主张要加以适当修正和补充而已。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发生失灵，同时经济全球化又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和兴盛起来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经济思潮的主流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并未消失，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成分。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当经济条件和形势发生变化时，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就会重新抬头，甚至发生相互地位的逆转，就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而成为主流一样。１９９７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不是就写了一本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吗？
对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全球化，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２０００年写了一本书《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他说，“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开放社会的一个不完善和扭曲了的形式。其主要缺陷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１５在书中，索罗斯专门谈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说，“公正地说，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弗里德曼等人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家们则运用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看不懂的古老数学算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制作了复杂的模型，把完备条件——即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得不到满足归因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大多数但并非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为了建立均衡条件。这使我想起了中世纪的神学讨论：到底有几个天使能够同时在一个针尖上跳舞。”１６索罗斯把新经济自由主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提供的意识形态不仅激励着许多成功的参加者，而且还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如果没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就无从谈起。大约在１９８０年，即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相继执政后，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起主导作用。……从此以后，偏见和倾向开始了其强化的过程。”１７
我们已经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征。至于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现实表现和特征则主要是：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宰和同化全球经济秩序，试图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主要保证美国的经济利益。
考察一下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我们不难看到上述特征。美国共和党１９８０年的竞选纲领就强调，“自由世界——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美国。这个堡垒要求有一个繁荣的经济……这种活力只能产生于一种自由的氛围、一种鼓励个人积极性和个人聪明才智的氛围之中。”１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日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也表露了里根式的论调。他说，“美国自身就是世界必不可少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将领导一个完整的民主世界……并通过美国自由的杰出作用而扩展到整个世界。”１９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对自己国家，自由主义有利时，就实行自由主义，保护有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对别国，一律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特别是，美国还利用它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和影响，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别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强迫那些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作为给予国际救援的先决条件。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使相当多的国家吃尽了苦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苏丹、摩洛哥、俄罗斯等国都是例子。所以，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充满经济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机会不对等和不公平的秩序。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立经济自由主义秩序本身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增加了的利益被别人拿走，建立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当然，要求经济发达国家放弃其现有的主张和做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诚然，“自由化政策促进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进展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政治领域则能促进民主或一种垂直型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我们只有卖家和买家，这就排除了所有的等级关系。这就是市场机制的进展成为民主世界最有力的武器的理由所在。不过，市场机制也有它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商业周期、危机、失业、贫富差距、污染、环境恶化、种族解体，等等。这些所谓的市场缺陷就需要国家干预，而国家干预变成了福利国家的基础。”２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并不绝对地反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尽管当前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对经济强国有利，但从现实情况看，经济全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而经济自由主义也并非完全不好。我们所要质疑和反对的只是当前这种由强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经济全球化。我们所要的是各国共同协商的、平等、对等的、公正的、真正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在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受到挑战，它将和国家保护主义并存与斗争；经济全球化也将受到挑战，它将和经济区域化并存；经济自由的秩序将与经济民主和平等的要求并存。
注释：
１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中译本，第１６３页。
２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中译本，第１１３页。
３参见：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中译本，结尾部分。
４５６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 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５页。
７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中文版，第３页。
８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９８１ ｐ１２．转引自：〔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译本，第４９页。
９〔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译本，第３３７页。
１０同上，第３４２页。
１１同上，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１２同上，第３４３页。
１３〔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中文版，第６１页。
１４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８０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中文版，第２２页。
１５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６页。
１６同上，第２１６页。
１７同上，第２１６页。
１８转引自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 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６页。
１９同上，第３０５页。
２０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 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