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下月出版的一本新书辩称，戴蒙完全搞错了。格雷戈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的《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与戴蒙那本非凡的畅销书一样，是一本引人入胜、令人难忘、文笔优美的好书，也同样应当赢得广泛的读者。
克拉克辩称，造成差异的并非地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素，或是像物权与民主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文化。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因为他们推动了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展；穷人继续贫穷，也是因为他们没能做到这点。克拉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一位经济历史学家，他搜集了众多精妙的论据和论点，来支持自己的论断，而且在做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推论方面毫不退缩。
他在书中写道，在19世纪初期，世界陷入了一个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命名的，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这个世界出现食物与其它资源的匮乏）。知识方面的缓慢进步没能提高收入；反而是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英国人还忍受着和石器时代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准。富裕生活被自动抵消：就经济规律而言，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从英国开始，有两件事情使西方跳出了这个陷阱。经济效率开始更为迅速地增长，而生育率有所下降。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加速提升影响首次反映在生活水准方面。增长没有带来贫困人口的无限供应，而是使个人收入显著提高。
为什么这始自英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坏脾气的河马和斑马”。这个原因“不是煤炭、不是殖民地、不是新教改革、不是启蒙运动”。而是逾500年的社会安定与相对较高的富人生育率结合所导致的结果。当克拉克谈到“演变”出一个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时，他指的就是字面含义。在英国，富人大量增多。这导致了向下流动性的喷涌，富人的孩子们渗透到了低一些的社会阶层。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价值观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化之中。挑战马尔萨斯理论的文化条件也在其它地方形成。但这一进程在英国走得最远，所以英国成为了发源地。
克拉克驳斥了工业革命的“突变”论，即寻找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收入只是在1800年后才开始急剧上升，但早在此之前，生产力已经开始了一个逐渐上升的形态。对于很多人来说， 1800年英国的物质条件并不比1200年强多少——但尽管如此，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其间的几个世纪，为现代经济打下了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基础。
这种观点有些令人沮丧的含义。克拉克称，最贫穷的国家还陷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在那个世界里，公共政策里的优缺点看起来是颠倒的。
提高平均寿命的举措，结果是降低了收入——英国早先的优势正好相反，当时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了低平均寿命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根据马尔萨斯的逻辑，如果你改善人们依靠低收入生存的能力，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水平将下降——克拉克指出，这就非洲目前的情况。）此外，如果现代化的关键是拥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劳动力，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那我们对于提升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就无能为力了。
这本书基调决不像你可能想像的那么灰暗（或像它本应的那么灰暗）：克拉克的写作风格机智地令人失去警觉。但他是正确的吗？
虽然我强烈推荐这本优秀作品，我对它却并不信服。问题之一是印度，一个克拉克似乎颇为了解的国家。此书详细阐述了印度为何没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克拉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工人在文化上没有做好适应现代科技的准备。
但如果这些落后的看法真如他所言，是无法根除的，那又如何解释印度自90年代初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呢？这样的增长奇迹是文化悲观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他们声称，正确的激励能够迅速激发正确的态度。一些来自贫穷国家的经济移民在到达到富裕国家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克拉克，我相信，好坏姑且不论，文化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但任何一本如此大胆，如此引人入胜，如此以良知辩驳，和如此政治上不正确的著作，肯定是值得一读的。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作者：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 2007年8月17日 星期五 译者/李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