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细枝末节，也暂且放下各方的外交辞令，这场全球性的“中国制造”危机，到底症结何在？说白了，那便是“便宜无好货。”一个如此显见的道理，却在这场“中国制造”的危机中被当事各方回避掉了。
出于对保护出口产业、扩大就业的考量，中国希望将事态归结为不法商家的个案，是可以理解的。一旦定性为个别企业行为，解决起来也就轻松简单。据了解，这两家8月初遭美国玩具商披露的中国代工厂，已被关停，工人们也已因此失业。其中一家位于广东东莞的木制品厂，今年初有近千人的规模。
出于自保，跨国公司立马将责任推到了离自己最远的环节。在调查并未完成的情况下，为平息舆论压力，玩具商美泰便公布了自己的中国加工商的名字。到现在为止，美泰到底怎样监控代工品质量，为何没能在数百万件玩具的生产检验过程中发现问题？这仍然是个谜。
作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美泰的中国代工厂老板张树鸿在自己的仓库中自杀身亡。人们已经无法从死者那里获知真情。但是，低成本可能是一重要原因。
当低成本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的主要诱饵，廉价商品等同于“中国制造”的时候，张树鸿们就开始掉进了一个庞大却虚弱的死局。
一方面，中国玩具出口业务有约70%属加工贸易，“所得非常有限”。同时，整个行业越来越受到原料和人工成本持续攀升的压力。此外，近年来欧美市场不断新增各类质量认证，也提高了加工成本。业内人士表示，即便象美泰这样的大公司，也未必愿意在成本增加时对加工费做出合理调整。这时，为保证薄利，张树鸿们通常选择是承接尽可能多的订单，同时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缩减成本。
张的公司年产值，有十几亿元，在广东也属于大型代工商。他显然选择了更多订单，也就是薄利多销的经营哲学。依附于美泰这样的大东家，固然可一时偏安，但当对方不但要转嫁成本压力还要转嫁事故责任的时候，张的薄本生意就骤然坍塌。对召回造成的经济损失，跨国公司和代工商一般按相互约定的比例承担。如果十年的辛苦钱还不够分摊一次召回损失，张的死亡也就有了更警醒的寓意：在制造业已然全球化的年代，应抛弃薄利多销的旧思维，努力提升自身的产业价值链。
要实现这样的产业升级和转型，眼下最现实的做法是利用中国已有的产业规模优势，适当提高加工价格。批评者会认为，提价将导致跨国公司转移投资。事实上，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范围内70%的玩具，除了人工低廉以外，在原料供应、周边配套等方面已成体系，还具备集群的优势。考虑到已有投入，特别是本地市场的增长潜力，跨国公司也能够容忍一定程度上的让利。
相对合理的代工费，将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一旦能够在研发上更多投入，加工企业就能通过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创新来实现价值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的议价能力，甚至自有品牌。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中国产品在以“价廉优势”主宰国际市场之后，是否应考虑另一种更高明的“活法”，提高自己的身价。中国产品应谋求成为未来全球市场的新贵。借助于行业管制监管的完善，更高的加工费，会让受到利润挤迫的中国加工商创造一个接受国际规则的良好条件，也会让中国少一些严重侵犯劳工权益的“血汗工厂”。逐步走出过去20多年的“廉价”，将决定整个“中国制造”的前景与价值。
2007年8月22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