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本文于2007年9月5日刊登在《中国企业家》
我的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地处湘东南部，靠近江西，离长沙约220公里，是一个山区加丘陵的地方，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58万。虽然就这么个普通县，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即使不考虑那些有少许差异的种种方言，仅互相间听不懂的方言就有四种！据史载，茶陵于公元前202年汉时期置县。如果过去两千多年里有跨地整合、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地融通，为什么到今天在这么小的县内还有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如果没有太多跨地整合，又是什么在维系着这么多种子文化？退一步讲，既然在一个县都有如此之多的亚文化、分割的子市场，在湖南省范围内会是如何呢？在全国之内呢？—— 不管以往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经济学者怎么说中国地域经济早就一体化，市场早就统一，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县内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互相听不懂的方言，这足以证实过去中国商业的不发达、市场的不足够整合。
为什么中国社会以千千万万个亚社会、亚文化存在了几千年？如果说这种局面今天正在被打破或已经被打破，那么转型后的中国又需要靠什么文化、制度与经济架构支持呢？只有理解过去，才能帮助我们看清楚中国社会未来的挑战和走向。
基于亲情、乡情的商业信用
茶陵在两千多年里能维系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说明各地间的商业交往必然有限，否则，久而久之，广泛的往来会逐渐抹平各方言的差别，几百年里会同化相邻乡镇，然后进一步同化相邻的县、地区，以致于最后同化各省的文化和语言。那么，是什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妨碍跨地区间的商业往来呢？
首先当然是交通技术的不发达，用两条腿走路怎么样也难“天马行空”，靠肩挑担子怎么也挑不出规模贸易来。传统的规模运输工具主要是船，水运最容易、也最简单，只要能在水上漂的东西就能运货物，而且有时也能运很多很重的货物。正因为水运优势，江浙以及沿海地区历来得天独厚，跨地区商业很发达，所以，今天在江苏、特别是苏南方言就少，即使有，方言间差异小，基本还能听懂。相比之下，湖南就没有那么幸运，湘江流域以及洞庭湖是湖南的主要水运网，但多数县都离湘江太远，各地有不少支河，不过一般都太小、太浅，不能支撑够规模的竹排、木舟。像茶陵最主要的河流是洣江，而其水位很浅，一年有几个月水流不多，它不仅难以支持县内各乡间的贸易往来，也难以让茶陵与周围县市有规模性商业交易。
在北方，江河就更少，河运不现实，马车唱主角，而其规模在有正式公路前也难以上档次。当然，在茶陵这样的南方地区，骑马从来不是一种传统，本来可以帮助增加异地交往的这一交通工具也就没有。过去没有长途运输工具，茶陵人基本是在哪个乡出生，就在那个乡过一辈子，说一辈子本地方言。
其次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社会几千年处于温饱的边缘，农业以粮食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能够有的剩余有限。因此，可以拿到市场做交易的东西除了手工制品外很难有别的，支撑跨地区贸易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过去农村对更大规模运输工具的需求的确不高，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卖，要规模运输工具干什么呢？
再次，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的抑商文化和排斥非血缘关系的文化。在本地只认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在外只认乡情，也就是说，首先最信有血缘关系的人，其次认同乡，除此之外的人就无法相信了，这是所谓儒商的核心信用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社会里创业者很难实现家族企业到职业经理现代企业的转型，家族企业可以做到一定规模，然后就“富不过三代”了。
具体一点讲，儒家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价值体系，其起点社会单位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家庭、家族。也就是说，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血缘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纲五常” 价值体系。通过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儒家文化的宗旨是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交换能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成员间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增加亲情成员间的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易安全，提升一代接一代的生存概率。
儒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下，人们的确能依赖家庭、家族实现经济交易和感情交流。而且在当时市场不发达、血缘之外的信用体系没有机会发展的社会里，跟陌生人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交易、特别是信用交易的风险太大，因此在血缘之外交易成本太高。前面说到，由于交通运输技术的限制，以前市场交易的范围本来就很有限。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效果是，人们反过来只能依靠家庭、家族来实现人际经济互助。在那种境况下，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就像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一样，儒家文化体系让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它最适合农业社会。实际上，在外部交易环境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里，家庭子女越多、家族成员越众，族内交易所能达到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效果就会越好，该族壮大下去的概率会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中国家家都喜欢多生子，都喜欢成为望族，而且最好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
但问题也出在这一点上，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人们会相信只有亲情、血缘关系才可靠，只跟有血缘的人做金融交易、感情互助，既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我们说儒家文化抑商，其实这是儒家只认血缘亲情、排斥“家”之外经济交易的社会哲学的一种表现：一般的“商人”跟自己不会有血缘关系，怎么可以相信他？他想跟我做交易，说明他别有用心！—— 既然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商人都不信任，不能跟他们做交换，这本身又逼着人们更是只能靠“家”了，抑商反过来又强化了个人对“家”的依赖，没有别的路可走。
儒家文化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必然有两种后果。第一，相对于家族而言的外部市场难有发展的机会。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是跟陌生人的交易，是只讲价格、质量的好坏，而不必认亲情。因此，“家”之内的隐性经济交易功能太强之后，外部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此消彼长。第二，由于陌生人间的市场交易、利益交易机会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外部制度架构，合同法、商法以及相关司法架构就无生长的土壤，血缘之外的交易成本就无法降低。
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法典侧重刑法和行政，轻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给民间特别是家族、宗族自己去处理。当利益交易和民事范围主要以家族、宗族为界线时，生计与其它民事与其说是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家族内的问题，所以中国历来有详细的家法宗法，而缺少国家层面的民法内容。结果，中国留下的传统中缺少有利于外部市场发展所需要的非人格化法治体系。
一旦人们的经济交易范围如此，跨地区的商业和非商业往来自然不会太多，各地的方言以及亚文化就可长久维系。相反地，只要人们开始流动起来、市场范围有实质性拓展，那种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就会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