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到北京是在1999年。如今，感觉这座首都城市就像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有点儿像柏林墙刚刚倒塌之后的柏林。区别在于，奥运会前夕的北京，正在用惊人的效率抹掉过往的痕迹，使崭新的绚丽景象展示着诱人的前景，而非某种既定的现实。
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无法回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的崛起为世人所熟知，但污染问题也随之产生，大城市中令人窒息的交通便是明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爆炸式增长。
两年前，由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向制造业严重倾斜，中国政府下令，深化国民经济中发展迅速的服务业。国民生产总值(GDP)因此增长近17%——这一巨大增幅得益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重要性日益提高（虽然仍严重割裂）的私营部门的转变。
银行业体系的发展说明了这种变化的规模。在1999年，当时人们谈论的都是不良贷款和管理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如今，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已帮助重组了国有企业，其中许多已经上市或正在考虑上市。
活跃的中国建设银行(CCB)行长郭树清概括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信情绪：“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将一个半官僚机构转型为一家以客户为基础的银行最为简单的途径。”他谈到了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美国银行的战略合作为建行带来了信用卡管理及其它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新技能。
诚然，同样在这些能言善辩的银行家中，一些人过去曾被卷入经济或者政治方面的麻烦。但西方公司高管称，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基础看起来更加稳固，尽管股市显然感觉像是一个泡沫。中国银行业谨慎地走向开放，要归功于北京当局，特别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他已经尽可能地快了，我们可以接受，”一位驻上海的西方银行业高管表示。
过去10年中另一剧变是自有房产的兴起。1999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中国各城市才刚刚开始将存量住房私有化。在多数城市中，人们可以根据为国有单位服务的年限，折价购买这些最初由单位提供给他们的住房。服务年限越长，折价越多——这是一种在政治上颇为合理的理念，但在经济上似乎毫无道理，因为住房是低流动性资产。
如今，放宽住房购买规定似乎便是受此启发。在中国，这些新规定启动了抵押贷款进程，使普通居民将手中的房屋变为主要抵押品，进而为其它大额采购提供融资。它还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为人们提供了购买北京新建住宅的资金。这进而吸引了大量人群涌入。仅在北京，在近2000万总人口中，外来工人的数量可能就高达400万人。
这些城市新增人口不仅仅是那些农民转变成的建筑工人，每天清晨向最近建筑工地跋涉；他们之中还有在房地产、商业咨询和软件业等发展迅速的行业中工作的白领。由此导致的人口流动性上升，是过去10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特征之一。
我此次重返中国发现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方面是，中国人自己似乎并不像华盛顿所描述的那样墨守陈规。在外交部的一次午宴中，官员们非常谨慎，避免谈论“第二个超级大国”。相反，他们将话题转回到一个政府反复申明的说法，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缅甸和津巴布韦的专制政权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言：“那种认为中国领导人每天早上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主宰世界的观点，根本不成立。如果说他们早上醒来时会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如何处理100个不同的国内问题。”
归根结底，21世纪的中国是一篇充满诸多矛盾的记叙文。
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市场经济；而中国这个超级新兴经济大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对于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还有些犹豫。
再来看看工业重镇重庆一些反复出现的景象。这是一座拥有超现代化机场和保时捷经销店的城市，但街头却有鸡在闲逛。但游客的感觉是，进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无法回头的。
（作者：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 2007年10月15日 星期一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