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与中国打交道
西方的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然而，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就存在着缺陷，好像中国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随便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用来点缀某些人的国际秩序理念。有人会说：“让我们试着把它放到墙角吧。”有人则说：“不，可能放在窗边更好一些。”这种想法暗示中国和中国的政策是可以轻松地控制的。然而，与中国打交道不是把一个国家脱离其它因素随便地移来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作为许多国家的希望和生计的重要一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国际秩序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概还可能用剥夺贸易机会等做法操纵中国。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而且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帮助中国或者伤害中国的“压力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还有所区别的就是对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的事实上只有两点，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第二点。第一点是，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与中国“打交道”的秘诀就是抓住它的薄弱之处，而不是它的长处。从达到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绝对正确，就像我很快将证明的那样。但是，把这个过程再思考了一遍，我得出了一个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无论有关中国的辩论中你的倾向是什么，站在哪一方，你所应用的真正有效的政策领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试图在一些事关国家实力的重要领域，例如货币问题或者台湾和西藏等领土问题上左右中国，那基本上都是浪费时间。假设你希望看到中国从内部发生激变，那抓住这个国家的货币问题就不会奏效。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处理这种问题太有准备了，而且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步伐放开对货币的限制。同样，如果你希望支持中国的崛起，努力把台湾挤出国际机构可能会让你从北京赢得有限的感激，但也不会像我即将要讨论的问题那样赢得的感激多。如果你希望能够与中国“打交道”，你应当选择一条更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抓住这个国家的要害。如果你希望毁灭或者支持中国，这些要害就是下手的地方。
这与人们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在传统看法中，中国或者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市场，或者是一个需要遏制的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对华政策都被贸易、货币、军事事务、台湾和人权问题所主宰。我在这篇文章中努力避开了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的争论，我提出的对中国的看法将对所有人都大有帮助，不管他的观点是什么。但是，由于我将提出一套论点，简要概述帮助或者毁灭中国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因此在继续进行论述前我想先提出一个看法。如果你确实是属于希望遏制或者限制中国的那一个阵营，那你应当清楚，一旦获得成功，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将让数亿人或者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交加、甚至是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如果像有些属于进攻型的现实主义者的决策者建议的那样，“孤立”中国或者把它当作“威胁”来对待，这种政策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增长将导致动荡和混乱。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尽管中国的增长目前很强劲，但真要想方设法让中国陷入混乱大概也能办得到。所以，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决策者们，就像1997年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应当把他们真正的主张——让中国崩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然而，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一面是，如果要支持中国的崛起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大部分工作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一点是很必要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
这种方法也为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最好的政策将是建立在为未来构筑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这样中国就会把与外部力量合作看作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不应当不时地说服中国（尤其是在局势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掌控的情况下）。但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值得把这个办法铭记于心。试图说服中国做某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而操纵它去做就容易得多了。
有效的对华政策必须以创造一个有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为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某些具体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本质，直接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困难的，而采取非直接的方式将会更有效。你可以通过操纵环境达到你心中想要的结果。这通常让试图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习惯于心无旁骛直奔目标。但是，这种办法不仅对中国合适，而且本身也非常有效。环境决策的根本内容就是有一堆问题关系着你希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这与目前物理学中流行的“串理论”(String theory)颇有相同之处，这个理论解释了比原子更小的物质是如何至少同时在10维空间内运动的。由于其复杂性，串理论被称为“一道落在20世纪的21世纪的数学题。”如果赞同亨利·基辛格的看法，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新的大国，那么大概可以说，处理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为与21世纪的大国打交道提供了经验。
这种从环境着眼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办法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孙子的军事理论中找出依据。孙子的理论说，所有的环境——地形、军队的士气、天气、作战将领的态度和国家的状况——决定战争的结果。因此，如果试图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和中国一起实现任何目标，对行动的整个环境进行思考将大有帮助。你想做的事情如何符合政府的需要？你想做的事情会威胁到谁，而他们又有多大的能量？如何把正在解决的问题放大，从而让更强大的力量来共同承担？
例如，西方帮助中国解决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直接入手——在中国组织有关HIV的会议，派医生前往中国、与政府讨论有关防治战略的问题。这种办法将不会成功（事实是已经失败了）。中国官员意识到HIV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时面临着政治和资源上的巨大限制。因此，在HIV问题上帮助中国的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个国家创造整体的医疗保健环境。努力帮助中国为它的国民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保健计划，这才极大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当然，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制定一个HIV计划——你最开始的目标。但是，一旦把它包装到国家医疗保健的环境中去，就容易推销得多了。
因此，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三个支柱——专注于中国的弱点、记住有时需要操纵而不是说服中国、构筑整体的环境。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各国争先恐后地想帮上中国的忙。因此与中国接触不应当再以某些旨在具体问题上左右中国的政策攻击中国。相反，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应当制定一个与北京相互影响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同时涵盖中国的长处和弱点。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找到一个处理美中关系的新方法，例如，创造一个在中国的不足之处与其进行合作的环境，从而为在其它方面采取行动获得影响力和信任。例如，美国和中国在能源安全或者科技政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创造一种通力合作的环境，而这种合作自然将延伸到其它领域。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强调美国和中国的目标中的共同之处，甚至到了设法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地步。因此创造一种合作的环境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做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建立一个新框架，允许两国能够处理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并使这个框架脱离美国的政治循环的影响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把在核扩散、能源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正式确立下来的新框架将可以避开错误的“中国威胁/中国机会”的二元模式，并开始以一种更注重整体大环境的方式对待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北京共识”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承担着新的责任。虽然中国官员很想继续假装中国仍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国家，但他们需要意识到，其他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典范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中国官员应该继续坚持他们的一贯做法，让不同的各方和谐共处，以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强国。与“北京共识”相比，中国的政策极其复杂，在这里，我就不对此做过多阐释了，不过我要顺便提一下，今后五年，一个重要的契机摆在中国面前，它可以借此塑造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目前，对其他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中国神秘莫测、令人恐惧。中国的决策者有望开始意识到，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提高透明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北京值得借鉴之处与它内部存在的问题同时为外界所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不习惯向外界展示自己问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断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发展中的巨大挑战之际，透明将越来越有助于、而不是危及稳定。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打开”中国大门时，他说他的愿望是，中国在实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能够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帮助其他国家上，利用中国的影响力重塑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安全、平等。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也许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年所设想的。（完）
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
崔之元 校对 注释及参考资料 .1. Williamson, J.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Chapter 2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John Williamson (ed.), 1990,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Williamson, J. [1999] “What Should the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Background Paper to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July 1999. 2. 本文与约翰•威廉姆森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对“华盛顿共识”这个词汇的理解大相径庭。他的论文是“华盛顿共识简史”，文中威廉姆森声称“当严肃的经济学家攻击华盛顿共识时，世界都会普遍解释说这位经济学家应该有其理论依据，以反对教条式的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利用、以及贸易自由化。。。”无论如何，这是我反对华盛顿共识的情形，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汇含义所在，这从本文可以看出。对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华盛顿共识过于狭隘的着眼于价格稳定，而对政府对市场和贸易的干预的关注不够。 See for instance Williamson, J. [200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Foundation CIDOB conference held in Barcelona in September 2004, “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3. See, for instance, Stiglitz, J. E.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 Ha-Joon Chang (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7-56. 本文是对该文讨论的一次扩展和更新。 4. Stiglitz, J. E. and B. Greenwald [2003]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Monetary Polic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See for instance Wade, R. [2003]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3. 6. Stiglitz J.E. [2002], Reforming Reform: Towards a New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 Prebisch Lecture, ECLAC, Santiago, Chile. 7. 我故意将世界银行从华盛顿共识“三剑客”的行列拽了出来，因为从这点讲，世界银行已加入到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的队伍中了。 8. 杰森夫曼（Jason Furman）和我试图研究一个国家的哪些政策和机构使得该国在危机面前表现得很脆弱，途经是考察与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系统相关的一些因素。See Stiglitz, J.E. and J. Furman [1998] “Economic Crises: Evidence and Insights from East Asi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8(2), pp. 1-114. (Presented at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September 3, 1998.) 9. 最后，在2003年三月，即便IMF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这距它敦促发展中国家自由化其资本市场已有六年之久了。但是，这些经验发现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对各国下的政策处方，尚不得而知。See, for instance, Prasad, E., Rogoff, K.,Wei, S., and Kose, A.M. [2003]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220, September. 10. See in particular the discussion in Stiglitz, J.E., Whither Socialism? [199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1. See, e.g. Stiglitz, J.E. [1974]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 The Labor Turnover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2), May, 194-227.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 D. Lal (ed.), Elgar, 1992, 288-321. 12. 还有其它的联系。资本约束限制受教育的机会，这意味着，许多个人的潜能由于受教育的限制并未完全开发。See, e.g. Birdsall, N. [1999] “Education: The People's Asset” CSED Working Paper No. 5, September. Large inequalities may give rise to social tensions, and are even systematically associated with civil strife. See, e.g. Deininger, K. [200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ivil Strife: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Uganda.”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3045, May. Also, civil strife has a very negative effect on growth. 13. See, e.g. Eaton, J. and Gerzovitz, M. [1981] “Debt with Potential Repudi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8, 289-309. 14. See, e.g. Hoff, K. and J.E. Stiglitz [2004]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June 2004, 753-763. 15. See for instance, Stiglitz, J. E. [2001]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y,” Chapter 5 in The Rebel Within, Ha-Joon Chang (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72-193. (Originally Address to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hicago, February 27, 1998. References Birdsall, N. [1999] “Education: The People's Asset” CSED Working Paper No. 5, September. Deininger, K. [200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ivil Strife: Micro-Level Evidence from Uganda.”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3045, May. Eaton, J. and Gerzovitz, M. [1981] “Debt with Potential Repudi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8, 289-309. Hoff, K. and J.E. Stiglitz, [2004]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June, 753-763. Prasad, E., Rogoff, K.,Wei, S., and Kose, A.M. [2003]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220, September. Stiglitz, J.E. [1974]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Wage Determ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L.D.C.'s: The Labor Turnover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8(2), May, 194-227. Subsequently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 D. Lal (ed.), Elgar, 1992, 288-321. Stiglitz, J.E. [1994]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tiglitz, J.E.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 Ha-Joon Chang (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7-56. Stiglitz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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