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当时还没像现在这样受到南北各国的广泛批评；我并不是指约翰•威廉姆森的较委婉精致的著作，尽管是他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总之，无论其最初的内容和目标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而这种战略与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与此类似，华盛顿还对发展中国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视而不见，比如广泛采用的佃农合约。佃农的实际税率高达50%——有的场合甚至高达66 2/3%，远远高出华盛顿共识所关注的许多其它税率。对佃农的激励这个大问题，却被那些大谈特谈“寻求合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国际金融机构忽略了。
批评者说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即市场可以自动导致经济效率，并且经济政策只应着眼效率，而分配问题应该在其它的政治过程加以解决---但是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中较温和的一派否认这一责难。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和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命名的争论一样，是言不及义的。国际金融机构所采取的政策中，政府被赋予的角色要比绝大多数东亚国家政策体现的政府角色受到的限制大得多。前者即是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后者被称之为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
毋庸置疑，政府常常弄巧成拙。政府企图纠正市场失灵，但政府本身也有失灵；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政府失灵的一个回应。但是，它对政府的失灵矫枉过正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无是处。这种假定导致了反对基于如下分析做政策建议：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
那么，值得争论的就不仅仅是政府的规模，而更应是政府的角色——它应采取哪些行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后华盛顿共识承认市场有其作用；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者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政府也有其作用，而不单纯是保障契约实施（enforcing contracts）和保护产权这些最基本的职责（minimal role）。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做出了严格解释，以说明市场自动实现效率的条件和意义；这要求没有外部性（没有空气或水污染的问题），没有公共品，没有学习效应（no« 早在其教条被广泛接受之前，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石就已遭到颠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对亚当 issues of learning），要有完全的资本市场——至少需要风险或跨期市场（intertemporal markets）没有缺失。如果这些条件都还不算严的话，格林瓦尔德（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进一步补充到，还必须没有信息不完全，信息结构不变，没有信息不对称等限制条件。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都非常严重，但它们更是发展的关键。因此，没有理论足以让人相信，在发展的早期，市场可以自动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历史经验——甚至在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之前——也不能提供什么论据，证明市场可以自动实现效率。当人们对东亚国家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的特定角色展开激烈争论时，人们发现政策与成功的关系非常明显。中国的乡镇企业——归地方政府所有（publicly owned at the local level）——是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成功的关键。个体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并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施行——也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很难相信韩国或台湾没有采取积极的工业政策就能成为当今世界上强大的工业竞争者。所有的东亚国家都拥有高储蓄率，政府刺激储蓄的政策可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企业抱怨资本匮乏时，东亚的政府却向出口企业，尤其对溢出效应很强的技术部门，提供了大量资本。诚然，东亚的成功可能事出偶然。甚至如某些批评者所言，若没有这些产业政策，东亚可能增长得更快。然而，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可能，毕竟历史证据的砝码偏向了相反方向。
如果说，东亚的成功证明了比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政策中的政府作用更加积极的政府的必要性，那末，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的失败，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盛顿共识战略的质疑。拉美在90年代——“改革的十年”——的增长仅为60-70年代的一半，而60-70年代的进口替代政策却被认为是“失败”。当然，进口替代的战略有其自身的问题，它将不得不演化——正如东亚那样——成出口导向的战略。因而，并非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而是沉重的债务危机结束了60-70年代的高增长。90年代改革的成功非常短命，不到十年，这是因为改革战略的失败直接葬送了改革的成果，比如，资本市场的开放将拉美市场暴露在变动不安的国际资本市场，最终在1997-1998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拉美国家损失惨重。
在非洲，轻信市场魔力的代价也同样沉重而真实。例如，IMF强加的政策条件往往过于狭窄地集中在农产品价格自由化这一点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决条件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投入和产出机制、信用可获得性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过分坚持导致了“组合谬误”：一个国家扩大出口能获益，但许多国家都增加出口只会导致价格的崩溃；金融部门的改革也过多着眼于让市场决定利率，这其实导致了长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获得性并未得到改善。
若说华盛顿共识还有成果的话，那至少多数国家的普通公民至今还没能享受到。像玻利维亚这些华盛顿共识的早期追随者，至今都仍在追问：我们已感受痛苦，但何时才能收获。倘若改革带给国家更多风险，那么这些改革显然并未同时带给这些国家迅速恢复的实力；在拉美，总体来看，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五年的人均收入下降。
当前前后后的各种失败——尤其是危机，开始是墨西哥危机，然后是东亚危机，然后是俄罗斯危机，然后再是阿根廷危机——表明事态明显极不对劲之时，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仍然试图修正他们的经济发展处方，于是各个版本的华盛顿共识“附加”接踵而至。墨西哥的例子说明，即便一个国家的财政得以平衡而且通胀得到控制，该国还是可能爆发危机。问题大概出在缺乏国内储蓄。但是当东亚国家——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同样面临危机时，我们必须寻求新的解释。有人又推测说，源于缺乏透明度（他们似乎忘了，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北欧国家最近也发生了一系列危机）。软弱的金融机构应受谴责，但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也能发现软弱的金融机构，那么发展中国家还有什么可指望呢？由此看来，IMF、美国财政部、华盛顿共识的美妙建议是空洞的：事后，他们总可以找出哪里出了问题，并且列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做什么的越来越长的清单。
清单中的观点自然是不错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人们逐渐明白：政治考虑，而非经济分析，才是华盛顿共识政策设计背后的关键。例如
IMF和美国财政部在推动透明政府（transparency agency）时，自身仍然是最不透明的公共机构之一。
美国财政部甚至已经拒绝那些可能提高美国会计系统透明度的改革措施，比如，与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有关的举措。
最后一批受金融危机折磨的那些国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却属于最透明国家之列。
当关于透明度的争论转向西方机构、对冲基金（hedge fund）和私密银行账户（secret bank accounts）时，美国财政部甚至开始反对过度透明，并且最终否决了（9.11之前）OECD关于银行私密性的举措。
在持续抨击腐败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已拒绝采用既能遏制腐败又简单的步骤，比如，在对政府的支付中，只对‘公布过的'支付准许税收抵扣。
IMF的会计实践继续阻碍着基于市场的土地再分配
虽然IMF说需要更大的安全网，但它却不直接着眼影响经济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资本市场自由化；长久以来，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现并且经验也证明它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IMF还是继续鼓吹自由化。 IMF不去关注华盛顿共识的不足，而是一味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不足；它直接谴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与透明度和治理不良有关的问题。
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危机连连，连被IMF评为A+等级的阿根廷也未幸免于难（阿根廷的总统，梅里姆，甚至在IMF1999年会之前备受夸耀，作为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的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的价格高居不下。更重要的是，发展的目标不是，并且不应是，纯粹的GDP增加——暂时不考虑GDP的测度问题；而是生活水准的可持续提高，以及民主的、公平的发展。
尤其是公平问题，通常被忽略掉。平均收入提高的社会——绝大部分人的收入下降，但少部分人的收入增加特别多——是否比绝大多人收入提高的社会好呢？回答显然莫衷一是，比如，最有钱的人肯定会赞成以平均收入作为合适的度量。GDP的增加可能不会惠及绝大多数人的情况表明，我们不能忽视分配问题。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对分配的考虑可以被忽略，因为他们信奉渗漏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位于最高的地表的水，最终会慢慢的渗漏进各个地层；类比到收入分配就是，最富有的人获得高收入，但这些高额收入最终会渗漏、扩散到各个收入阶层——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受益。然而目前反对渗漏经济学的证据已占压倒性优势，至少在平均收入的增加不足以提高穷人在长期内的收入的意义上。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对分配的考虑可以而且应该被忽略，因为这些考虑居于经济学的范畴之外；经济学家只应关注效率和增长。分配是个政治问题。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给了这些经济学家一些安慰，因为它们的结果表明公平和效率可以截然分开；任何收入分配都仅仅通过初始禀赋（original endowments）的再分配就可实现。但是，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情形并非如此；一次性的再分配并不可行，而且效率与公平也是难解难分。 有趣的是，关于效率与公平为何内在联系，早在华盛顿共识形成之前十五年就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分析过了。
忽略对分配的考虑意味着即便有时效率增加了也会大打折扣。例如，土地改革不仅会减小租赁中代理问题的范围（和非效率的地方），还会同时改善公平与效率。租佃，发展中国家广为流行的土地租赁形式，加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之上的有效税率是50%——有的情况甚至是66 2/3%。具有讽刺意义的是，IMF和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对高税率带来的经济扭曲喋喋不休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土地改革的重要性。
较早的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的差距主要源于资源差异。这也是为何“银行”被置于推动世界发展的核心——银行方便了资源的获取。由此而论，华盛顿共识的确是一个进步。因为世界银行（不仅IMF）的创建本身就是对市场失灵的承认。如果新古典的模型真的正确的话，资本短缺会表现为高回报率，并且私人市场会保证资本从充裕的发达工业国流向贫乏的发展中国家。但直到世界银行的创建，这种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即便是资本流动的黄金时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90年代中期，资金也是以有限的投资种类流向有限的几个国家。许多国家都面临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 （国际机构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市场失灵的承认，但这些机构分析所运用的模型本身却又对市场失灵认识不足；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但到了80年代早期，接二连三的项目似乎还不够。于是，华盛顿共识开始着眼于政策。而当华盛顿的政策失败之后，这些政策又被配以额外的政策加以继续执行，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附加。配什么政策取决于对所承认的失败的批评。例如，当增长停滞时，包括对自然垄断引入适当竞争的‘第二代改革'就被引进了；而当公平问题突出之时，附加就包括女性教育或者改善的安全网。
当华盛顿共识的所有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附加都遭致失败时，一个新的改革层面被引入了：必须超越项目和政策，而关注制度，包括公共机构及其治理。
从某些方面看，这代表了更加基本的视角转换，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它只不过是同一思想的延续。政府长期以来就被视作是问题，而市场是答案。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为改善市场和政府两者的效率，我们应该做什么；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何在；随着市场的改善和政府能力的改变，这种平衡如何与时俱进。然而，华盛顿共识没问这些问题，而是忽略市场失灵，仅仅纠住政府的问题不放，还假定政府应该大规模退出。只是到后来，各国才逐渐意识到改善政府的必要；许多发展步伐停滞的国家并非深受政府管辖太多之害而是倍尝政府管辖太少之苦——此即所谓失败国家。但是，仍然缺乏平衡。例如，华盛顿共识不问公共养老金制度是否可以加强，而是继续关注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然而，当私人养老金计划的缺陷日益暴露的时候（它们的高昂行政成本、逆向选择问题、不能使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免于市场波动获通胀的风险、防止欺骗的困难），问题却被忽略，或虽企图校正市场失灵，但只是简单地假定让市场运转并比让公共机构运转要容易得多。
政策与制度——或制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未得到恰当的认识。发展中国家被告知要建立好的制度，而且也有好的制度的示范，但对如何创建这些制度却语焉不详。要求国家实施好的政策比较容易——仅仅削减预算赤字就行了。但是要求建立诚信的公共机构的命令本身并没太大作用。正如对好政策的含义可有争议一样，对好的制度的含义也是有争议的。发展中国家被告知要实行民主，但没有比各国的经济绩效更令公民关心的话题了；他们还被告知，经济政策的一个中心成分，货币政策，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把它交给民主过程。作为获得贷款的限制条件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尽快（were given short deadlines）去改革社会保障计划，去私有化，去改变中央银行的规章，或者去从事发达工业国的民主过程都已否决的改革方案。其实，在对发展中国家做如此要求时，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面临着尴尬的两难境地，但这点尚未被意识到：如果不遵从这些需求，它们会丧失信用，它们会因没有采用对国家好的政策而受指责；如果顺从这些需求，它们仍会丧失信用，因为它们在民众看来似乎简单的追随了新的殖民主人的命令。当这些改革未能兑现承诺之时——在发展中国家接二连三的发生——政府再次丧失信用。于是，华盛顿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机构的软弱性至少是难辞其咎。
关于政策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情形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高利率不仅使得侵吞国有资产比财富创造更富吸引力，而且还削弱了鼓励财富创造的法制建设。
于是，即便华盛顿共识不断扩展政府必须做的清单，它的视角还是失于狭隘。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广泛的目标和更多的工具。思想的基本变革成为必需。
这个问题也可用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混淆来说明。私有化和自由化常被视为目标本身，而非手段。这样一来，最终的发展目标就被大打折扣。在前苏联，迅速私有化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这使得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至少对私有化过程中的私有产权来讲，甚至整个市场体制的合法性都可能得大打折扣。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实物交换的盛行，这跟通胀一样都是损害了市场效率。资本市场自由化并未导致更快的增长，相反只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
正在兴起的一种共识的几个元素
谈到这里，我以描述了正在兴起的一种共识的几个元素——或至少是，一个广泛共享的观点。这种共识乃是：华盛顿共识是不恰当的。
将分析往后退一步，我们发现关于以下两个根本问题仍有一个共识：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过份信赖；国际经济组织创造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并已把失败政策强加给那些依靠它们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对自身的失败有影响，但发展的难度有待进一步认识：面对强大的势力在场外指指戳戳，发展的任务举步维艰，即或对那些诚信尽责的政府来讲也是无能为力。
我在其他地方还写过许多文章，探讨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经济分析、统计数据和历史经验解释方面的诚实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的影响。近年来，经济学专业已越来越多地关注制度，对制度以及制度中的人员的激励，以及治理、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分析为我们洞察IMF和WTO的行为增添了一双慧眼。 值得关心的不仅是什么已经做了，而且是什么没有做——例如，国际储备体系造成的问题，主权债无支付能力，以及利率和汇率波动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的不足。
后华盛顿共识还有其他一些元素
第一，仅仅局限在华盛顿的框架内是不会出现成功的发展战略的。需要以重要的和实质性的方式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讨论。
第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国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国家未必管用。事实上，即便没有追随华盛顿共识的东亚经济的成功与追随华盛顿的那些失败国家之间对比日益明显，还是不能“一刀切”认为东亚成功就一定是普世经验。问题依然是，政策被移到其他国家时，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运转良好。
第三，经济科学尚未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以就特定领域的政策达成广泛共识。对反对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过度保护主义”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但关于迅速自由化会加快经济增长却没有一个共识，尤其是在高失业率的国家里。也许导迅速自由化会致更高的失业率。有种观点认为自由化可以让资源从生产率低下的受保护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出口部门，但只要还有足够的未利用资源可供利用，这种观点就让人难以置信。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有种共识正在浮现：各个国家可以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
尽管很难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但仍有一些原则和工具可应用于各国。这次会议就提供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探索一些可能的原则和可能的改革，既包括单个国家又包括全球的政策。
当我们探究每个问题之时，我希望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引用陈词滥调。这些流行观点通常既未扎根于理论也非基于经验，但却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这些领域的讨论。
我们应强调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促进可持续的、稳定的、公平的和民主的发展，各个国家应该独立采取哪些行动？当发展中国家思考该问题时，它们必须接受现实，即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公平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的不稳定。但这又带来第二个问题：为让全球经济变得更加稳定以及国家之间更加公平——尤其是为了达成可持续的、稳定的、公平的和民主的发展目标，全球经济的机构体系应该如何演变？尽管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天，也许只能触及这些问题的皮毛，但我们仍然可以讨论，或至少触及，一些中心的改革，包括，甚至主要是，对全球治理的改革。
（苏创 译 崔之元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