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的官方发言人巴斯科夫(Dmitry Peskov)喜欢笑话。上周到他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访问的人注意到，循环出现在他电脑屏保上的一系列引言，均出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鉴于巴斯科夫工作的地点曾是斯大林旧邸，而他又是在为常常受到“建立俄罗斯新独裁政权”指责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代言，这种做法真是相当大胆。或是没有品味。也许两者都是。

巴斯科夫的言谈带有美国政治公关顾问那种随和的幽默感，就连口音也很像。但听着他必须说的一些话，我有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此时闯入脑海的并非美国，而是中国。

在冷战期间，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俄罗斯和中国放在一起。如今，这两个国家再次占据了类似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们不再推崇共产主义。但俄罗斯和中国都各自形成了非常类似的政治教义。对内，它们的公式是威权主义，伴之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对外，两国都将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视为洗刷历史耻辱的基础。它们宣扬绝对尊重民族主权的教义。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在伊拉克的挫败，赋予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新的信心。但它们新生自信的真正基础来自经济。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俄罗斯的繁荣则建立在一个相对脆弱的基础上：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但两国的现金都很充裕。

两国并未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就获得成功的事实，让它们对拒绝西方的政治模式越来越有信心。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官方强调的重点都是稳定。迅速的政治自由化被视为可能产生社会混乱的圈套而遭到摒弃。

当冷战结束时，许多西方人都以为，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那段历史已然终结。俄罗斯和中国接纳了资本主义。这进而将产生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中产阶级。

将近20年过去了，事态似乎并没有按照这条道路发展。在两国的大城市中，富裕的小资产阶级的确随处可见。但目前，俄罗斯和中国的中产阶级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平板电视和外国轿车，而不是媒体自由或是新的政治活动。俄罗斯的言论自由程度仍明显超过中国。但局势正在恶化，而且似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关心这一点。

这种政治被动性的原因看来又是类似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让新生的富裕人士有很好的理由去害怕“混乱”。官方的宣传更强化了那些恐惧。

在同莫斯科的独立分析师交谈时，他们的焦虑也让你不由想起在北京听到的东西。在这两个国家，人们都将腐败的滋生和对环境问题的忽略归咎于政治体系。两国也都面临着威权政府的一个经典问题：如何管理领导层的更替，而不会引发危险的高层内斗。

俄罗斯和中国的精英领导层对这些政治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类似的。他们在国内的合法性正越来越依赖于新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政府发出了一条民众爱听的信息：经济的强盛意味着西方不再能对它们呼来喝去。两国都告诉乐于接纳这类观点的公众，民族的软弱已成为历史。中国坚持以武力阻止台湾独立的观点，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俄罗斯的公众似乎也喜欢普京粗鲁地对待美国总统。

但民族主义必须要谨慎对待。在中国，政府最终约束了2005年的反日游行。在俄罗斯，政府对民族主义青年组织给予了支持。这些组织是一股有用的政治力量。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重新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支持当前体制，而不是破坏它。

俄罗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了经济实力的支持，它们让西方的外交政策明显陷入了两难境地。相关问题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哲学意义。

从现实层面看，西方国家不得不决定，在中国威胁台湾或是俄罗斯挤压格鲁吉亚时，应采取多么强硬的立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俄罗斯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试图收购西方企业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频繁否决西方关于缅甸、科索沃和伊朗等国的议案，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在这些日常问题的背后，是一些更为宏大的哲学问题。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最终意味着俄罗斯和中国将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如果这个问题显得滑头，那么就问一下这个问题：新的中国和俄罗斯是否正在威胁西方的利益？

现在就为这些问题找到确切答案还为时过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向西方提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但是，在通向自由民主的漫漫征途中，得到巨额外汇储备支持的威权民族主义也许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或者，它也可能更具持久性——也更加接近奥威尔所描述的世界。

(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7年10月24日 星期三  译者/李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