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工业国(Group of Seven, 简称G7)会议今年的主办国是英国。英国官员希望借此机会讨论目前的汇率体制──也就是包括中国的人民币在内许多亚洲货币与美元挂钩，而欧元、日圆和英镑自由浮动的体制──是否是平衡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最好方式。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曾预言，来年人们热烈的讨论重点会是“长期备受冷落的一系列话题，比如全球货币体系应当怎样运转等”。
全球各地的官员、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们本周齐聚瑞士达沃斯，参加那里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他们已经指出，汇率的不稳定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威胁之一，否则全球经济大局会显得更健康。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Augusto Lopez-Claros)称，在各国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汇率并没有随之变得更加稳定；“反而走上了相反的方向，主要贸易货币剧烈动荡。看到这一切，我们是不是满意呢？”
许多商界人士都不满意。汇率大幅波动会迫使企业改变，甚至推迟关于商品产地和市场的战略性决策──可惜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德国机械工具生产商Weinig Group首席执行长雷纳·洪茨德费尔(Rainer Hundsdorfer)如是说。汇率波动“促使企业根据短暂临时的事件和变化作出决策，但这些决策往往都不具备战略性的意义”。
今年下半年维也纳即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国央行行长们有望探讨调整全球货币体系的优劣。会议提名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指的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了全球固定汇率制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德国银行HVB Group AG首席经济学家马丁·许夫纳(Martin Hufner)将主持这场辩论。他对重新启用固定汇率制也表示怀疑，但承认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能将欧元模式推广到全球当然好，”许夫纳说，“但不现实。为此，政府必须放弃货币政策主权，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做到这一点有多难了。”
许多经济学家坚信，需要采取浮动汇率制以允许各经济体在遇到不同冲击时进行调整。这些冲击包括经济衰退、油价突变等。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都难免遇到类似打击。但有些专家认为，随著全球化的加深，浮动汇率制的弊端也日益明显。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表示，目前的汇率体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挥了合理作用，但恐怕并不适合将来的发展。浮动汇率制吸纳、削弱经济冲击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成为冲击来源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
库珀说，油价上涨等问题带来的冲击不会自己消失。但是，G7各国的经济日益融合，行业也日益多样化，类似冲击对他们的影响会比以往更加均衡。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波动，所能起到的削弱冲击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小。
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与真实经济中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的关系也越来越松散。这要归因于科技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汇率波动往往体现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与真实经济之间只有间接联系，而且可能会被交易员们彼此猜测对方行为的心理所主导。库珀教授说，根据基金表现获得报酬的基金经理阶层日益扩大，也助长了这种趋势。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认为，这种交易流动会导致重大长期的汇率波动，长期加剧一国经济竞争力强大或者弱小的程度，干扰真实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日圆大幅波动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过度扩张，最终陷入了九十年代的通货紧缩。
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汇率逐渐成为与经济调整无关的问题了。尽管他是浮动汇率制度的支持者，但却称各国政府在表明本国货币长期价值方面，以及口头或者以财力干预汇率抵御大幅动荡方面，都应该比现在更加积极。
还有些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他们建议对几种主要货币设置目标区间。库珀教授甚至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采用一种共同货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设想在目前状态下是“狂热之想”。
采用共同货币就需要相关国家的政府放弃利率主权，欧盟12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出于他们对政治一体化的坚决承诺。但在欧洲之外，推行统一货币的想法并不热烈，部分原因要归结到以前几次试图固定汇率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实行统一的固定汇率制，那么部分经济体发展不能保持同步时，就会引发投机性冲击。
批评人士则称，浮动汇率制引起了微观层面的种种限制。比如说，过去三年内欧元兑美元飙升50%，就迫使德国机械工具生产商Weinig多次推迟了开拓东南亚木材加工机械市场的计划。公司无法在东南亚市场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同行展开竞争，因为这些地区的货币都是与美元挂钩的。公司首席执行长洪茨德费尔说，“大好机会都错过了，只能坐视竞争对手变得强大。一旦汇率有所变动，公司就不得不回过头来，然后再次迎头赶上。”
现在牢骚满腹的欧洲出口商们几年前可是因为欧元疲软而获益颇丰。“但那是糖衣炮弹，因为公司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洪茨德费尔说，“最好是能消除汇率的波动，然后根据公司的实力展开竞争。”
虽然很多出口商都利用衍生金融产品来确保近期收益不会贬值，但是安排一项长达数年的投资，然后对投资回报进行套期保值，代价过于高昂，风险也未免太大。不过，许多公司现在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将生产分散到不同的货币区，这样即使汇率动荡，公司的成本和收入也能保持同步。例如，德国汽车生产商大众公司(Volkswagen AG)和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 AG)将生产基地延伸到北美大陆，防范欧元/美元将来可能出现的剧烈波动。
但这些办法，如果大规模普及开来，就意味著工业生产并不一定会安排在效率最高的地方──全球经济繁荣就会因此失色，洛佩兹-克拉罗斯说。“如果企业从防范汇率波动的角度出发决定生产基地的位置，那可真是本末倒置。”
香港时间2005年01月28日22:33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