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每当涉及到贸易政策时，美国政界就倾向于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责难日本的情况吗？当然，就在三年前，曾有人大声疾呼要小心印度，它是白领就业机会外移的新威胁。现在，多哈回合谈判已经中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任何进展；国会同意终止总统的“快速”谈判权；而且民意调查表明美国的公众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非常反感。
华盛顿误判：贸易逆差是影响就业决定因素
现在，以国会为首责难中国的政治策略恰好符合这种喧嚣的氛围。虽然华盛顿总是明显带有某种程度的虚张声势，但这一次威胁似乎很严重，而且让人感到不安。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三项主要的反华提案：参议院有两项很相似的提案，众议院有一项略有不同的提案。现在看来，国会已推迟立即审议这些议案，虽然参议院两个版本的提案都已经在金融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以来自两党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我认为，2007年底或2008年初这些提案通过的概率，即使受到总统的否决，仍然高于60%。现在还很难说哪个版本最终能通过，但关键是要揭开国会责难中国倾向中所体现的假定条件，以便搞清这一做法的渊源，以及可能会引发哪些意料之外的后果。
首先，这场争论的起因是对美国中产阶层工人逐渐失去经济上的安全感的合情合理的担忧。排在首位的是实际工资滞涨。2007年第二季度，按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全职工人每周收入中值，与七年前(即200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相比没有变化。但在同一时期，非农业领域的生产率却达到了累计18%的增长。按照其对生产率的贡献来衡量，美国工人没有拿到合理的报酬。
作为选民，工人现在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对这种奇特的宏观脱节现象承担责任。政治家则急于解释其中原因和提出解决办法。在政界所找出的答案中，贸易及全球化排在了首位。国会认定美国创纪录的对外贸易逆差，即2006年838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赤字，是影响美国中产阶层工人就业和实际工资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臆断决定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解决外部的不平衡就是要对付美国贸易中不好的伙伴。
中国当然也就被牵扯进来。到目前为止，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在总体不平衡中占到了最大的比重：2006年为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28%，2007年前八个月占累计逆差的31%左右。在美国国会的眼中，以及按照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观点，中国被贴上“巨大货币操纵者”的标签。
美国贸易逆差是多边的
但结论不能下得那么快。很明显，美国的贸易问题来自多边。只要随便数一下2006年对美国有逆差的国家，就可以算出至少40多个国家。的确，中国在美国双边贸易赤字中所占比例是最大的。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吗？还是由于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美国跨国公司拼命追求高效解决方案而建立起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还是仅仅反映中国刚好生产了(更准确地说是组装了)适合美国消费者口味、价位和急切需求的大批产品这一简单(或可能是相关的)事实呢？
不管怎么说，国会在大加指责中国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即使不算与中国的逆差，美国2006年的贸易赤字仍超过6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与中国逆差的近三倍。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国会“解决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假定)，即使这样，美国剩下的贸易逆差也还很大。该采用什么政策来加以解决呢？国会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只不过是第一个，他们将会逐一对付美国的贸易伙伴，实行贸易制裁，直至消除赤字呢？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会目前考虑采用的汇率解决办法是荒谬的。所产生的作用不过是发出一个相对的价格信号，把赤字组合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可能是转移到成本更高的生产国。其作用也相当于对美国中产阶层——这一切问题的受害者——加税。
国内储蓄不足是关键
美国贸易赤字的多边性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而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才是根本的原因。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经贬值调整的合计储蓄)在截至2006年的五年内，平均仅为国民收入的1.5%。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低的五年期国民储蓄率，没想到也是这个霸权大国在世界历史上最低的储蓄率。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引入过剩储蓄以实现增长，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吸引这些资本。
储蓄不足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真正该指责谁呢？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倾向于预算赤字、鼓励消费和得到美联储支持的资产化储蓄思维定式。但华盛顿根本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承担此类问题的责任。一味地寻找替罪羊和转移视线要容易得多。中国只是一大串目标中的最新目标。只要了解一下20年前日本遇到的情况，或几年前印度遇到的情况就明白了。
责难中国也反映出美国政界所面临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不愿意承担起进行教育改革和投资于人力资本的重任，而这些是培训美国工人使之能够在“辉煌新世界(14.36,0.45,3.24%)”竞争和胜出所需要的。华盛顿没有为承受重压的工人投资，它显然是相信可以保护美国工人，不受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人才库的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世界的劳动力供给翻了一番，引发了恐慌和保护主义的反应。
可悲的是，这使美国面临变得更狭隘和眼光更对内的严重风险。在美国漫长的经济史上，我们的工人恰恰是在面临冒险、创业和创新社会的最大压力时才表现得最为出色。因我们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在储蓄和人力资本方面而指责他人，美国很可能会丧失其最特殊的优势：即不屈不挠的经济之魂。而国会推卸纠正美国储蓄政策的责任，正在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理解中国
最后，再来简单地谈一谈中国，我最近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中国是活生生的经济发展奇迹。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像过去15年中国经济变革这样的情况。这种奇特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基于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这是华盛顿应当赞许而不是批评的事情。
但中国还有一个新的，也是直接从美国的经验当中学到的优势。中国各地如今正在涌现充满活力的民营公司；在摩根士丹利今年到目前为止帮助上市的16家中国公司中，有15家公司是民营企业。对中国来说，私企商人和工人的这种新精神是非常容易传播的——这不禁让人回想到长期以来美国梦想的核心。
诚然，与任何经济体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和风险：结构性不平衡、环境退化和收入差距，如今在中国都成了公开辩论的问题。汇率政策也一直是中国官方决策层一个讨论的议题。
双方观点的重大分歧在于：华盛顿倾向于快速解决问题，于是选择中国汇率来转移中产阶层全球化大辩论的焦点。相比之下，中国则认为不能仅仅盯着汇率或者孤立地看汇率问题，它只是错综复杂的金融改革中的众多问题之一。这导致了双方观点的完全不同，而现在已经表现为贸易摩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在其储蓄问题和多边贸易赤字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相比，中国则在缓解紧张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中国逐渐使其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转型，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随后将要改革汇率机制。2005年7月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中国正在把目标锁定在必须实行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上。这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将会增加进口，从而减少其造成不平衡的贸易顺差问题。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