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香港，沙田，满目葱茏的群山之中坐落着香港中文大学。花木扶疏，碧草匝地，风格各异的建筑鳞次栉比……如同一幅展开的静美画卷。就在这里，活跃着无数的学界精英、杏坛名宿，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作为香港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中文大学革故鼎新、日新月异，正在向世界崭露出更多风华。在行政楼校长办公室，刘遵义校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刘遵义，生于贵州，在香港接受教育，后负笈美国，先后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加州大学硕士和博士，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专研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1966年建立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曾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2004年7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至今。
一、薪火相传 弘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
记者：提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以外的人有人以为这是一所文科院校，有人以为这是一所只教授、研究中文的院校。贵校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校长：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于1963年，是一所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中文大学的名字容易被人误解，其实中文大学既不是只教中文，也不是只用中文教学，比如：医学院全部用英文教学；法学院除了中国法律外，也全部用英文教学；工程学院、理学院绝大部分课程也是用英语教学。当然，也有用中文教学的课程，比如：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
为什么叫香港中文大学？在殖民统治时代，香港的大学全部用英语教学。上世纪20年代左右，香港的中学实行双轨制教学，一轨是英国传统模式，6年小学，5年中学，再加2年的大学预修班，然后是3年大学；另一轨是中国传统模式，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香港中文中学的学生，在解放前，很多都是回内地念大学，比如去岭南大学等，香港现有很多以前岭南大学的毕业生，也有读燕京、清华、复旦等大学的。有些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解放之后，有相当一部分香港学生跑到台湾去上学，当时许多侨生就是从香港跑去台湾的学生。台湾毕竟不能容纳所有香港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也有一部分学院、书院是从内地跑到香港的知识分子创立的，当时有3个书院，其中一个是崇基书院；一个是钱穆设立的新亚书院；一个是联合书院，在1956年6月由广侨、光夏、华侨、文化及平正5所私立书院合并而成。这三家书院都比中文大学成立的早。
当時，中文中学的毕业生除了去台湾上学，没有其他上大学的渠道。当局希望香港大学能够接收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但香港大学教务会投票时，差一票没有通过。于是，香港政府就决定成立一所大学，专门接收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于是就有了香港中文大学。学校的英语名字是“Chinese University”，翻译出来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也有其他的翻译，比如说香港中华大学、香港华人大学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名字没有被采纳。中文大学的“文”是文化的文，不是语言文字的文。中文大学是香港目前惟一一所推行双语教学的大学。建校4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坚持双语教学传统，推行独特的书院制度，在香港高等教育界卓然而立。我们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要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把中文大学发展成为世界级的一流大学。
记者：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为什么还能保留一所中文大学？
校长：因为中文中学的学生要上大学。香港大学当年如果愿意接收中文中学的学生，就没有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由当时已经成立的三家书院合并而成，其中，新亚书院的定位是弘扬中国文化、维持中国文化传统。三所书院联合起来，就以弘扬中华文化作为使命。中文大学从创办之日起，就得到了香港华人的大力支持，很多人认为中文大学就是中国人的大学，他们对中文大学有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
记者：中文大学的理工科也很强，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文大学对未来是如何定位的？
校长：由于我们生活在香港一个可以用英语的社会，能够跟国际社会接轨，国外的学者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愉快，参与当地的活动也没有什么障碍，因此香港高校在吸引外国学者等方面，比内地的大学有很大优势。此外，我们也有与内地一些大学合作的传统，中文大学是第一家跟内地大学开展合作的香港大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跟内地大学开展合作。中文大学从1997年开始在内地招生，是香港高校中最早在内地招生的大学。中文大学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普通话传统，当年新亚书院的很多老师用普通话上课，这些老师大多是从内地来的。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书院的院歌，都是用普通话唱的。
记者：你所指的“双语教学”指的是普通话和英语？
校长：也不是。这有一个历史的转变过程。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很多老师是说普通话的。但到了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老一代的老师逐渐退休了，新上来的一代普通话就不多说了，开始以广东话为主。学生一向使用广东话，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的中小学生，基本上不会说普通话，因为英国政府没有提倡，导致中间有一个断层。现在，中小学又开始提倡说普通话了，再过十几年，年轻人说普通话应该没有问题了。现在，我很难保证中文大学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普通话的普及需要一个过程，这与时代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以前是老师用普通话，现在是中小学生逐渐会说普通话。中文大学的定位是利用自身优势，既跟国际学术科研机构合作，又跟内地高校紧密联系，在其中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
二、精英云集 教研并重育英才
记者：中文大学有很多世界级的专家学者，其中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两名。他们虽然未必是学界领袖，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能否运用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引导学生？大师教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校长：他们在中文大学都从事教学活动。杨振宁常常来中文大学，而且他也开课。作为一个大师级人物，杨振宁能够很简洁的把很高深的内容，用很平常的话说出来，我想这对学生会有很大帮助，他们会受益匪浅。我们还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教授莫利斯，他很喜欢和学生来往，他现在是我们一个书院的院长。他们都是中文大学的宝贵财富。现在，中文大学有两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有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杜林奖得奖人姚期智教授，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9到10个。
记者：杨振宁兼职很多，能花多少时间来教学呢？
校长：杨振宁一年到中文大学至少3、4个月，不是只挂名而已。他给本科生四年级的学生开课。现在，杨振宁住在北京，来香港非常方便。以前住在美国，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莫利斯教授会一年在这边工作12个月，现在他太太也过来了。
记者：他们是通过校长的关系邀请过来的？
校长：是学校邀请过来的。他们来中文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人在香港生活得很愉快，也很舒服。在东京，你不懂日本话就很不方便；在北京，不懂中文也很麻烦。但在香港不同，只要懂英语，就哪里都可以去。这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此外，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不断加强，交通也非常便利。
记者：香港很多大学都提倡全人教育，惟独你们通过古典的书院制去推行，书院制的内容和模式分别是什么？
校长：中文大学现在实行的书院制，非常接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大学和书院在教育上分工不同。大学负责学位的课程，比如说你要念数学，数学要上什么课程，要考什么试，完全是大学来决定的。对于学生来说，无论属于哪个书院，数学系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同时，每个学生都隶属于一个书院，书院负责通识教育，其课程跟主修专业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等。通识教育很多是在书院进行的。同样，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一个书院，这样就使他们在上课之余，还有很多机会跟学生交流和沟通。这非常受学生欢迎，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比如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去内地买东西等等，都是一种很好的交流。中文大学香港唯一一所实行书院制的大学。北京大学前一段时期开办的蔡元培班，有点类似于书院制度。不过，北京大学选的是精英学生，中文大学是每个学生都要隶属于一个书院。学院也积极为学生创造机会，比如：组织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举办各种文体活动等，学生非常乐意参加。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除了原有的三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书院，还有后来成立的逸夫书院。现在，还有两个新的书院――晨兴书院和善衡书院，正在建设之中。
记者：两年前，你们开办了“环球商业学”课程，与丹麦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同学在香港、丹麦和美国三地上课，在欧亚美三大洲10个城市实习观摩。到目前为止，这种新模式有什么优点与不足？是否具有普遍性，对其他的学科是否适合？
校长：这种模式好像没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商业是全球化的，需要每个地方都去，比如美国、欧洲等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同学和老师都是全世界来的，大家共同学习、互相交流，对学生以后出来工作有很大帮助。通过这段时期的学习，学生不仅语言有进步，整个视野都开阔了，对其他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通过学习，还有助于学生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是怎样思维的。因为你要从事商业活动，人家的文化传统跟你的不一样，有时候用同样一个字，意思也不一样。所以你多跟人家来往，以后交流起来会方便得多。
在这三个地方开设的课程，都是提前按照不同分工，大家一起商定好的。具体是由商学院跟他们两家协调。三家开设课程不能重复，但是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如何确保课程涵盖不同领域，需要大家一起好好策划。决定了就不会改，因为这些人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而且这些内容一定要学会。在这种模式下，三个地方的学生需要在一起上课，比如在美国开课，香港和丹麦的学生就都要去美国，在香港、丹麦开课也是如此。三个地方的学生就是一个团队，他们学习的课程也是一样的。作为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做功课，一起学习、交流，跟上大学没有两样。
这种模式在商科比较适合，因为商业是全球化的，各个国家基本一致，比较便于推行。数学就不需要这样，因为数学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法律似乎也不适用这种模式，因为在这个国家适用的法律，到另一个国家就没什么用。当然，对其他一些有需求的学科，也可以考虑实行这种模式。除了商科以外，其他学科也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比如，医学院的每个学生，在四年级到五年级的暑假，都要去外地学习6个星期。但作为专业课程设计来说，这种模式是商学院特有的。
记者：香港很多大学的校训都非常典雅、具有中国特色。比如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礼”，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是中国教育的强势让这些校训成为必选项，还是因为要考虑平衡，选择这种校训在培养学生、弘扬教育理念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校长：校训是有传统的。香港大学作为殖民统治时代的大学，也选了“明德格物”，这种选择是中文的传统使然。港大的校训有英文，中文大学的校训是没有英文的。中文大学每个书院都有院训，都有典故和出处。比如：崇基书院奉行基督精神，院训是“止于至善”；新亚书院秉承中国传统文化，院训为“诚明”；联合书院校训“明德新民”；逸夫书院则是“修德讲学”。这些不同的校训对学生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学生对校训内容比较了解，学校会在新生入学时加以解释。香港现在的中学生，都应该学过《论语》等儒家经典，虽不是全部，但至少了解其大致内容。至少《大学》应该念过。内地对《论语》的研究也很热，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也有专人讲解《论语》。这都反映出中文的传统一直薪火相传。
记者：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来大学执教，比如选拔一个经济学教授，需要哪些手续，前后要花费多长时间？
校长：恐怕要好几个月时间。选拔过程一般不会公开。比如，邀请一个有名的教授，如果公开的话，万一他没有来成，会对教授产生不好的影响；反之，如果双方条件谈不好，他不来，这样再请别人的话，别人会感觉你请他不来，再来请我，这样学校就比较被动。所以邀请一般是私下进行的，因为学者的学术地位目共睹，不需要投票。当然，其学术成自然有专业人士来评定。具体来说，邀请经济学不同领域的专家，需要不同的专家组来评定，评定过程是保密的。
三、争创一流 继往开来写新篇
记者：你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林行止去年一篇文章提到，你在1973年写的论文，被引用超583次，是过去35年间全球146篇最有影响经济学论文之一。当校长后，人们感觉，你的学术成果不如以前多，是不是治学与治校之间存在冲突？
校长：作为中文大学校长，确实多了许多行政工作，比如学校要修路等等，都需要我去处理。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不一样，比较让人分心。我来到香港之后，确实很少有时间去做论文。我现在最为关心的是国内的经济，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投入精力不是很多，毕竟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除非不做校长，如果要做，就得接受这种现实，自我调整，合理分配时间。我现在的任务是带领中文大学继续前进。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不是由人家评估的，而是要自己切实提高。一个学校只有学术水平提高了，才会招到好的学生，才能吸引来好的老师，两者相互支持。所以要把一所大学办好，就一定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我校的十年发展规划就是围绕提高学术水平而制定的，也是我们当前努力的主方向。
香港的优势在于跟国际社会和内地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和国际社会没有什么联系的话，就和一般大学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跟内地没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就根本不能立足。所以，我希望中文大学能够成为亚洲的国际大学，不只是香港和内地的学生能来，更应成为亚洲所有国家的学生的首选大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利用中国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中文大学的发展创造更多空间。
记者：香港有三所著名大学，中文大学是其中一所。你认为这对学校的发展有没有影响，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校长：我觉得没有不好的影响。比如在美国波士顿，有麻省理工学院，有哈佛大学，还有100多所其他的大学；我觉得这对学校的发展非常好，没有什么负面作用。比如在北京，有北大和清华，大家互相竞争也非常好，否则一家独大对学校发展不利。我觉得北京至少应该有三个学术中心，一个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清华。有竞争是好事，毕竟学问很广博，不是一家两家大学能够研究得尽的。香港三所大学之间也互相合作，对学校发展也有帮助。整体来说，香港大学的规模不大，比不上美国大学的实力。可能我们的学生和他们差不多，但老师没他们多。一些学科在香港，可能有一个专家就够了，不需要三所大学都要有专家。所以，对某些比较偏僻的课程，三所大学有一个老师就够了。比如，内地研究甲骨文的没有几个人，不必每个大学都开设甲骨文系，如果北京大学有这个系，谁想念就可以去念，资源共享。因此，与其他大学的合作还是必要的。比如我们学校的辛世文教师，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客座教授。资源不够就更应该共享，不是每个大学都要开设所有专业，要有中心、有所侧重。
中文大学的定位是要做中国最好、亚洲最好的大学，不能只看香港，眼光要放长远，我们现在已经是沙田最好的大学了（笑），那又怎么样。现在，中文大学在内地的招生分数是香港高校中最高的，内地考生为中文大学投下了肯定一票。我来中文大学两年多，学校在香港的招生分数也是最高的。我们在内地的招生范围也一直在扩张，去年是20个省市，今年是25个，这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更乐意在内地所有省市都可以招生。我觉得多一些内地的学生来中文大学，对香港学生很有好处，可以让他们多了解一些内地的情况，现在很多香港的学生不太熟悉内地的情况。我们现在每年招110多个内地考生，其中100名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就是4年都有奖学金，其中每年学费补贴80000港元，其他费用为45000港元，用于住宿和生活。中文大学的住宿费很便宜，最便宜的是一年5000港元，在内地一些大学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位。剩下还有40000港元，吃穿用度应该够用了。
记者：以前以为香港的学费很高，学校会从学费中有一笔收入，后来才发现，每招一名学生，学校和政府都要投入很大资源，你如何看待这种现状？
校长：中文大学是公立学校，可能以后内地招生学生的学费还会继续调高，不如此没有办法运行。要增加内地的学生，按照边际成本来讲，学校不想赚钱，但至少不能亏本。现在，香港的大学中外地学生太多，各种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一向的宗旨是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可以把学费调高，但同时大幅增加奖学金额度。负担得起学费的学生就让他自己负担，负担不起的由学校负担。在内地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负担得起学费的家庭有很多，他们就可以自费，不需要津贴。对负担不起学费的，我们提供全额奖学金，免掉所有费用。内地学生来香港念四年大学，需要花费四、五十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比如，对在小地方做小学教师的人来说，他的孩子要来念书的话，肯定要免掉所有费用，因为给他一年的奖学金也没有用处。你要么就不要帮，要帮就帮到底，要让他毕业才行。
我们希望以后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家庭状况决定是否给其提供奖学金，但目前还做不到。因为现在，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内地的家庭情况究竟怎样。在美国可以做到，因为美国人要缴税，每个家庭都有税单，可以看出他们一年能赚多少钱，这样就很容易了解他们是否需要奖学金。在内地的情况就很复杂。学生父母是老师的话，你知道他们没有多少钱；如果学生父母是做生意的，那就很难说，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钱，可能钱比我们还要多。尽管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还是希望以后能够做到根据经济状况决定奖学金的发放，这是我们力争达到的目标。
现在我们也不只是看分数，我们希望有个考量，让奖学金的发放更加人性化。考生在申报我们学校时有两个选择：一个奖学金班，一个是非奖学金班。我们希望不需要奖学金的人，不要申请奖学金班。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他要申请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经济能力究竟怎样。当内地有了一个完善的纳税系统后，就可以按照学生家庭的税单来发放奖学金了，有需要的就给，不需要的就发个奖状（笑）。内地学生招生几年来，效果不错。内地的学生整体来说素质比较高，非常勤奋刻苦。
记者：你的外祖父于右任先生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教育家，在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心中有很高的威望，他还是复旦大学的创办者，他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校长：影响肯定是有的，但不是太大。他是一个模范，大家都非常敬仰，他又是一个前辈，给了我很多动力。他替我留了好几幅字，有一幅是写张衡渠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字画的真迹，我捐给复旦大学 “于右任书法陈列馆”了，我办公室的都是复制品。这张也是他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其核心就是忠恕思想。还有一张是我八岁时他写给我的，写得是“顶天立地，继往开来。”虽然我和外祖父不在一起生活，但会常常见到他。不过，那时候自己还很小，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他去世的那年是1964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61年，我要飞赴外地求学，他来机场送我。当时我16岁，而他已经80多岁了，年龄相差很大，所以也没说什么话。
记者：中文大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校长：中文大学将整合资源，耗资100亿港元推行十年发展大计，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目标是令更多学科在亚洲领先，集合国际一流学者，把中大发展成为亚洲区优秀学生的首选大学。大部分资源将用于重点发展中国研究、生物医学科学、资讯科学、经济与金融，以及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五个研究领域。这些领域要么是21世纪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比如遥感技术、地球与太空等，要么与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经济与金融等。我们会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这些课题。当前，在生物医学科学的一些领域，中文大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比如：我校的辛世文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克隆植物基因的科学家；卢煜明教授去年获得“长江学者成就奖”二等奖。虽然要把所有学科全部提升一个很高的水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会力争尽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