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对中国“偏热”的经济判了这种徒刑。
1-10月份的投资，再次给中国宏观调控的进一步紧缩落井下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1－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26.9%，为今年最高增幅，而且10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也创下年内新高。
不过，如果将紧缩的政策寄托于货币政策，或许得到的将是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利率提高、国外资本进入、外汇占款增加、银行流动性泛滥、银行贷款压力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再度膨胀，这种“狗咬尾巴”的结果已经被无数次证明。
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应该多条腿走路，中国应该在利用货币政策用数量工具进行流动性管理外，更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尤其是积极的消费性财政政策，事实上，税率在中国的调控频率和领域，远远低于汇率、利率，而且节奏、力度、范围都有待提高。
当然，货币政策也完全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要中国央行将人民币汇率波幅充分放开，或许目前的难题都可迎刃而解，但是，这将对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工业。
但显然，在目前人民币汇率适应性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在“蒙代尔三角”面前低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频频动用货币政策，尤其是价格性调控工具，结果肯定将是上面所述的结局。
相对而言，对中国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财政政策都可以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的治理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现在的隔靴搔痒。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最核心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引于的内外经济失衡，相对于货币政策治“标”，财政政策却可以在“本”上大做文章：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大幅提高居民的分配比重，扭转目前国家、企业占绝对比重的畸形格局，而在再次分配上，要大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而且，在目前一些经济问题“标”的治理上，财政政策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征收资本流入税，对一些国家不鼓励的产业、垄断性行业，以及产能过剩的产业征收重税，对一些低收入的居民进行补贴等。
当然，过去的几年内，中国的财政政策确定较以前灵活了很多，如免去农业税、个税改革、降低利息税、下调和取消出口退税，以及目前正在酝酿的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源税。
但是，从目前来看，财政政策的节奏远远赶不上宏观经济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的财富分配上和社会保险的构筑上，或者说，财政政策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虽然大动拳脚，但在根本的问题上，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财政部宁愿发行上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来补充中国投资公司进行国外投资，而不愿发行一万亿的特别国债来解决中国居民的社保问题；宁愿和地方分享目前人人喊打的土地出让金，而不愿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加大投资；宁愿在已经贫困化的1600元的个税基金上斤斤计较，而不愿对中国的膨胀的富人阶层“减肥”；很显然，如果中国的消费问题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其他问题，最后在经济萧条时都会反咬一口。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国际环境相对安宁、国内经济增长强劲、银行系统相对健康，而且国库殷实，中国如果不趁机一劳永逸地根本兼治，一旦国际环境逆转，将会后患无穷。
2007年11月19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