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你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发展？
张五常：
科斯很反对现在经济学的发展。布坎南也反对得很厉害。Gary Becker也反对，不一定反对得很厉害，但也是反对。科斯反对得很厉害，很多次来信，或通过助手转达，要求我在中国搞起经济学。他认为美国没得救。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科斯和我两人是绝对相信——可能整个经济学界只有我们两人相信——如果你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就不可能解释世界。这只有我们两人相信。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但一般的经济学家不觉得那么重要。爱因斯坦想出相对论，他完全没有看到什么实例。有些人相信，他们可以把门关起来，不需要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在纸上演算数学方程式就可以搞出来。我和科斯两人认为，虽然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还能推断发生了什么事，但机会很低，近于零。这世上有多少个爱因斯坦啊？所以你先知道了发生什么事再去作解释，推测完全不同。你说现在的博弈理论解释了什么？弗里德曼在他的《科学方法论》里说过一句话：经济理论是用来推断还没发生的事情。科斯为此与他大吵一顿。我是中间人，很头痛。因为他们在科学方法论上是彼此有点误解的。两人都是好朋友，互相尊重，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对，也两人都错。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不知世事，就无从解释世事。天下有多少天才呢？我最近写了篇文章，说Stigler啊、贝加啊，都闹过很多笑话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我认为我比较优胜之处就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事，街头巷尾的。没有一个现象在手，我是不会去搞的。这就是分别所在。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说，两个都对；但在实用上说，我觉得我这条路比较好。（掌声）
提问四：
刚才张教授说“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改革也是产权界定的过程，是由政府主导的。说到政府的作用，第一个是保护社会不受外来的侵略，第二个是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他人的侵犯，然后就是处理一些经济外部性的问题。那么在改革当中，在产权清晰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是应该慢慢地淡出？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政府慢慢地淡出？您说过中国地区之间的竞争，说这是最好的制度，学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经济改革方面还可以的话，但说到政治改革，我觉得很迷惘。如果说经济改革是自由的前提，那么政治改革应该怎么样？
张五常：
我的老师艾仁智说过一句话，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意图如何是无关的。我同意这句话。你的摄影理论说得怎么样都好，拍不出好的照片，没用。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可否定的是，其经济增长率破了人类历史的记录。香港当年增长多么快，最快的时候绝对不够中国现在快。而且中国的人口是那么多。到中国内陆去看，到处都发展很快。我很同意蒙代尔的这句话：“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这边说要投票，那边说要怎么怎么。我跟周其仁说得很清楚：“你不要跟我说中国的不对，你要告诉我中国做对了什么。”你说我厉害不厉害？但我自问，如果给我来改革中国，给我生杀大权，我没有信心能做得这么好。你左批评右批评，有些问题他们是知道的，就不要再骂了；有些是他们做不到的，也不必再说；明显是走错路的，你就要集中管那里。
很多乡村进行差额投票，一开始就出现买票，这就是中国文化。台湾也是这样。黎智英有一篇文章，叫《阿扁Bravo》，为台湾叫好，因为现在要审问阿扁嘛。台湾民主万岁。蠢到死，他没有想到，如果台湾没有民主，不会有阿扁这样的人出现。（笑声、掌声）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阿扁是省长，早就给“双规”了嘛。（笑声）更幽默的是，同一期的《一周刊》，有一个叫詹宏志写的文章，回忆以往，拼命说台湾好，好得不得了，多可爱。蠢到死，原来他说的，是蒋经国的时代，（笑声）那是大独裁者的时代。我们在座的杨怀康先生，（笑声）又是要民主，他是郭伯伟的忠实朋友。蠢到死，他们所赞赏的香港，是完全没有民主的香港。这是很头痛的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搞民主投票，要先把宪法搞好。这是很困难的事，现在连美国都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的民主曾经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也不行。（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