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央行政策操作压力越来越大。
货币政策操作压力越来越大
在巨额外汇储备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央行基础货币供应几乎为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所左右。今年前七个月，外汇占款增加已达央行基础货币增加量的4.16倍。2004年至2006年，M2(广义货币)与GDP之比仍在上升，今年三季度M2增长达18.45%，增幅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M2存量约40万亿元，从中长期趋势看，压力仍然偏大。
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下，股市、楼市的资产价格上升压力为许多专业人士所担忧。资产价格变动毕竟要受货币这一基本因素的影响。
中国石油(35.11,-1.71,-4.64%,进入该吧)(601857.SH)发行冻结资金3.3万亿元的现象表明，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一方面，这表明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市场弹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过多货币供应不会形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表明在金融领域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完善的条件下，如果遇到资产价格剧烈变动，过大的货币存量将增加央行的宏观调控压力。
央行迫不得已采取的一系列对冲手段，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3.5%在内，使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比例大幅提高，有利于改善金融体系的融资结构；同样，在遇到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或央行为汇率政策需采取的准备金率、利率等政策时，将影响商业银行收益，进而影响股市指数走势，最终仍会影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存量变动，也会增加货币政策的调控压力。 美国经济受次级债券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利率政策摇摆不定，对我国正处于加息周期的政策调整、对防止“热钱”流入增加了额外压力。
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与此同时，要充分看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和中期性。
贸易结构的真正大幅调整，从今年才开始。尽管出现了好的调整势头，但服务贸易增长艰难，一般贸易品种的产品附加值低，纺织业等沿海劳动力成本已高于越南、印尼和孟加拉国等。出口退税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开始时对一些低利润行业形成相当大的冲击。可以说，企业与产品的升级换代在汇率变动趋势下仍相当艰巨。
居民消费率去年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因此，推行内需战略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内需，任务还相当艰巨。
教育、文化、卫生、公共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不仅要使沿海地区、而且要使西部不发达地区获得享受，必须在财政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尚未制度化。面对近一两年快速增长的财政超预算收入，仍多数用于突发性救灾支出。
配合结构调整的“走出去”战略，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2000亿美元、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和鼓励企业“走出去”，都处于学习阶段，还无法形成大气候，对改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作用微弱。
为调整进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适度控制投资规模，必须深化价格改革，重点是理顺水、电、油、气、土地等的价格，但由于当前通胀压力加大，价格改革动作始终不敢太大。而资源价格不顺及其进一步改革不到位，必然影响货币政策的调控预期。
坚定推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内外经济失衡格局未出现根本性扭转的局面下，特别是在汇率升值预期继续、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快和物价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央行在做好结构调整中期性思想准备的同时，不失时机、坚定地推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首先，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在经济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决不能犯其他国家犯过的历史性错误。要防止今后十年、十五年回头看股市、房地产和货币供应量三条不断上升的曲线斜率几乎吻合而遗憾的现象出现。
其次，笔者曾提到，解决当前经济问题要念“五字经”(改、堵、疏、冲、内)，配合内需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广义货币政策仍要打“组合拳”，即汇率改革、资本管制、疏导外汇走出去和加强对冲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不能迁就内需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迟缓，而是一定要坚持按市场规律掌握从紧政策，敢于暴露矛盾，使货币政策成为结构调整的“推动器”。
再次，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实施最起码的正利率政策。通过货币调控推高货币市场利率，以利率信号缩减货币供应增长。根据行业与企业汇率变化适应程度的逐步提高，适当加快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配合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其他经济政策，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遏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快速增长速度；对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应由政府部门统一制定，不需充分讨论、各行其是，因为这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而非仅局限于单家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思考。当前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不稳定而形成的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央行之所以要关注资产价格的着眼点。当前，央行应在平衡资产价格变动和虚拟经济对货币供应存量结构的变动基础上，进一步缩减货币供应增长的计划目标。
最后，内需改革和结构调整政策是多方面的，而且政策实施效应的体现需较长时间。今年财政收入预计高达5万亿元，远远超过预算目标。如何使不规则快速增长的财政超预算收入尽快服务内需政策和结构调整，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安排。建议全国人大通过特别议案，授权国务院将超预算收入的相应部分，临时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别项目支出，如划转社保基金等，或进行适当的回购国债，追求财政的中长期平衡。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有删节)
本报摄影记者/王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