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强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护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不因后天差别而丧失。“人口准入制”显然以突出后天差别，客观上达到削夺公民个人生活方式自由权的目的。全国人大且无权制定违反基本人权的立法，北京是全体国民的首都，不仅仅是北京人的首都，北京市作为地方政府当然没有权限对北京市人口准入行使立法权。
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代表的国际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坚决反对隔离和歧视，而“人口准入制”的实质就是因为歧视而造成隔离。
现在我们来看问题的起因，北京“人口准入制”的提出，是因为担忧北京人口的过度膨胀，造成资源体系的紧张，使城市发展面临瓶颈，所以要设置门槛，使拿不出各等文凭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禁止入内。
人口是属于政府管理的对象？还是形成政府意志的法律主体？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据此，从法理上可以认定，政府无权制定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只有权制定鼓励人才、人口流动的法规。
“人口准入制”犯了“左派幼稚病”。过去“左”的“贫穷光荣论”、“贫穷有理论”害苦了中国，现在再也不能让所谓“高文凭人口优势论”干扰中国和谐发展的大局。请问，高文凭人士一定代表社会正义吗？正如弱势群体并不一定代表社会正义一样，他们同样不一定代表正义。一个立法议案或提案，因为不能持守正义，已经自然丧失法源。
这个问题的提出，诱发我们研究城市发展的本质，城市因差异化生存而形成比较优势，比如日本京都和东京，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再如北京新的发展规划中，强化历史文化名城作用和去“经济中心”说，颇具新意。在讨论城市发展中的各种资源冲突问题时，尤其要注意人口资源具有主体地位，人口自由流动论和“人口准入制”无法相容，生育自由论终将代替人口控制论，人口流动创造价值是历史规律。移民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移民城市上海、深圳、北京的活力四射，就是明证。
“人口准入制”就像个别地方试图规定博士、教授可以多生子女，类于文盲的贫民要少生子女一样荒谬。这种立法倾向，如果不加以批评，潜在的种族隔离、净化人种危险并不是危言耸听。要反对“法律帝国主义”，反对“法律万能论”，就要强化“不可立法”的意识。
（全文1057字，杜兆勇 张星水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办公楼413室 100081 电话68482771 68482770 88545350）
感谢以上两位作者惠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