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我带佛利民(即：弗里德曼)到中南海会见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老，是不容易想象的「奇遇」了。一个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是二十世纪声誉最高的维护私产的经济学者。气氛友好，互不相让，论事客观，一时针锋相对，一时互相恭维，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坐在那里听得痴了。自己是个方家，很有点不相信见到的刀光剑影，更不相信没有读过大学的赵老竟然可与才高八斗、口才盖世的佛老打个平手。
     
    会面后赵老亲自带我们到门外，解释哪个是中海，哪个是南海。汽车开行我立刻对佛老说：「米尔顿，那位总书记懂经济！」他响应：「不仅懂，而且深入。」我继续说：「总书记说得那样层次分明，是为了这次会谈作了不少准备吧。」佛老响应：「不是的，这个人对经济问题日思夜想，不需要准备什么。」
     
    该年十二月，佛老破例地写了一封圣诞信，寄给亲友，主要是提到中国之行。他说周游列国五十年，遇到政要无数，但从来没有遇到一位像赵紫阳那样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者。
     
    虽然经济是一门科学，但个人的直觉感受有决定性。有些聪明才智的人，穷毕生之力研习经济学，但直觉感受平平，于是失误频频。有些人没有正规地读过经济，但天生的直觉感受好，观察入微，经济的运作会在他们的脉搏中跳。史密斯是一例，戴维德是一例，赵紫阳也是一例。
     
    我记录了赵、佛二老会面时的几句有趣对话。佛：「刚才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赵：「我只读过中学。」佛：「不要把在学校的时间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念了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非同小可。」赵：「中国也有这两种人。一些学而无术，一些不学有术。」
     
    佛老和我认为当时职位高高在上的赵紫阳是个虚心求教、喜欢考虑他人之见的人。熟知赵老的朋友说，他是个喜欢不断试验、慎重思考、多方推理的经济实践者。在四川时他试行让国企有自主权，而在八十年代初期，贵为国务院总理，他亲自跑到武汉去观察蔬菜自由市场的尝试。试验，观其效果优劣，思其理，修改再试验，相当肯定可行才推出去。这种做法显然比纸上谈兵的正规经济学者高明得多了。
     
    赵老是一九八○至一九八七的国务院总理，八七至八九的总书记。这九个年头是中国开放改革初期，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万事起头难，何况上有几个意见不同的老人家需要招呼，下有贫苦大众与年轻学子需要安抚。邓小平提供与坚持经济改革的方向，但细节如何，怎样实践推行，却落在赵紫阳的身上。可以说，从八○至八九这九个改革关键年头，邓老与赵老是最佳拍挡。
     
    中国的经济改革史无前例，今天举世的人天天都在谈中国经济，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作出贡献的当然不止于邓、赵二老，但将来的历史学者会听我的话，说中国奇迹（The China Miracle）起于这二老的相得益彰。是中国之幸，二者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经济体制的实践天才。
     
    还是说一些温馨的回忆吧。赵老知道我这个怪教授的存在。曾经送过他一瓶红酒，一件毛衣。曾经听到他要在相片上签个名字送给我，但找不到相片。曾经听到有人告诉他我到四川走了一趟，他问：「是去作经济顾问吗？」这些无足轻重的琐事，牵涉到自己敬重的人，不容易忘记。有朝一日，我会对今天才十七个月大的孙儿细说一番。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发表了《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其中提出三个大原则。其一是要大幅地减少中国的农民人口；其二是要放弃农产品自供自给的保护主义，以工业产品出口换取农产品进口；其三是大量廉价地向农民提供知识教育。两个星期后收到赵老托女儿带来的口讯，说完全同意该文的三大原则。一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个农业经济本科生，考试大教授给我一百分。
     
    我曾经为赵老的孙辈写过求学的推荐信。非常容易写，因为学子的成绩好得离奇。我是个相信基因遗传的人。这方面有一个高顿概率，说祖先的天赋，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会趋向人均水平。赵老的孙辈读书考试如入无人之境，他自己的天赋无疑是上苍恩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