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北京同行曾经给我的手机转发了一条短信：“第七届世界厕所峰会 10 月3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 26 亿人用不上洁净的厕所，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印度和中国。”朋友觉得这条消息很好玩。三年前，世界厕所峰会也曾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简称WTO）今年选在印度举行峰会，的确是找对了地方。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缺少厕所的国家，其稀缺程度超过中国。在新德里的街道上，难觅公共厕所的影踪，却随处可以见到站在墙根小便的男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厕所问题折射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
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没有洁净的厕所，没有家用电器。印度政府在今年 10月发布的一份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报告中提到，6亿多印度人还用不上电，这一数量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人口。
中国也有着类似的状况。11 月1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NGO气候变化谈判工作坊上，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说，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来算，中国至少有两亿以上的贫困人口，“我去过密云水库附近的一个村子三次，那里的贫困状况叫人惨不忍睹。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外滩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密云水库在北京郊外，距离中心城区不到一百公里。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和印度政府在历次气候变化谈判中坚持不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是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2005年在蒙特利尔，他在谈判桌上激动地对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说：“我来这儿一趟要花几万元人民币，够一户中国农民花上好些年。我来干什么？受中国老百姓之托来了。你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夏天有多少人用不起空调，冬天有多少人还无法取暖……我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当然意味着要排放。这是必要的排放，不是奢侈的排放！”
不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和印度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预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继续对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联合国，也呼吁中国和印度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1月2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少80%，在2020年之前削减20%到30%；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排放国家的目标是排放量到2020年达到最高，在2050年之前削减20%。
报告的主编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负责人Kevin Watkins。据《印度时报》报道，报告正式发布前约一个月，他曾在印度举行的一次记者培训上透露，“我们要求富裕国家深度减排80%，其它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也需要设定目标。富裕国家应该为这些国家完成目标提供财政支持。”
印度一家名叫科学与环境中心的机构负责人Sunita Narain女士从该报记者口中听说这个消息后表示惊讶：“如果联合国这样说，简直是一种倒退。”在她看来，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担减排义务，而应该在发达国家财政框架支持下像“蛙跳”一样直接过渡到清洁能源技术。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应当在现阶段做出减排承诺。不过，中国和印度确实应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扮演更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采取了很多行动。例如，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表示，中国政府要求2006 至2010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相当于节约6亿吨标煤，“这样的行动在一些西方国家看起来是不可思议、也难以做到的事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11月17日举行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新闻发布会上也对中国今年6月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表示赞赏。
中国政府还在9月1日启动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活动，要求节能减排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这一举措无疑是英明的。但除了"自觉"之外，对一些人群，比如富人，是不是可以要求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中做出更多贡献呢？
中国和印度都是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而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更甚。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城市，与现代化高楼相伴的是一个个破旧的窝棚，很多人连公共汽车都坐不起。但与此同时，一位家住孟买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印度富豪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正在孟买打造一座数十层高的豪宅，汽车可以开进这座豪宅之中。
据美林证券和凯捷顾问公司今年10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资产超过 100万美元的达到34.5万人，人数仅次于日本，比上年增长 7.8%；印度也有10万以上的百万富翁，比上年增长了 20.5%。
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之中。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富国和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那么，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富人和穷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是否也可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呢？
李泰格，驻北京的环境与科学记者，擅长深度报道。1997年获四川大学工学硕士；2003－2004年，获Knight科学新闻奖学金资助，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