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国家的快速增长为各个银行催生出大量机遇，例如为当地公司提供首次公开发行(IPO)或并购方面的顾问服务。
尽管两国存在一些共性，例如都在不顾一切地搜罗人才，但在这两个国家，投资银行的营运格局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就目前而言，投资银行在中国更能挣钱。
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资料显示，今年以来，与股票及债务资本市场、并购及贷款相关的中国业务活动，已经为投资银行带来了总额超过22亿美元的收入，高于去的16亿美元。在2003年，这一数字仅为3.28亿美元。
以上数据不包括承销沪深股市A股发行的收入。外资银行对这项业务的参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较而言，今年印度的投行收入将超过10亿美元，高于去年的6.85亿美元和2003的1.46亿美元。
按照Dealogic的测算，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中国和印度现在占据了所有投行业务收入的近一半。
银行人士乐观地认为，他们在这两个国家的业务未来几年将会增长。花旗集团(Citigroup)亚太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马睿明(Mark Renton)称：“全球重心已（朝着中印两国）发生了根本转移，这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反映在IPO和并购活动上。”
但是，上述数字没有涵盖衍生品及交易的费用数据——银行宣称，这些费用是其真实收益的主要部分。各家银行的收益来源还包括资本活动，即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投资。
最蔚为可观的是在中国国有银行IPO前对其进行的投资。这些银行上市后股价飙升，为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林(Merrill Lynch)等投行带来了巨额账面财富。
外国投行的在华利润受到国企境外IPO的推动。这在2006年10月达到了巅峰。当时，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筹资规模达到2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IPO。
据估计，安排中国工商银行的港股发行，让美林、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将总计4亿美元收入囊中。
不过，像工商银行这样的摇钱树属于例外。今年，国际投行不得不满足于规模较小IPO的接连发行。
由于有利于国内公司的严格限制，只有高盛和瑞银(UBS)获准在中国大陆投资于可承销IPO或进行A股交易的合资企业。2005年中国突然禁止外商进一步投资这个行业。
包括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内的外资银行，本月与中国大陆合资伙伴签署了初步协议，期望能获得北京很快批准。
在印度，投行收费资金池的增长已足够庞大，因此一些外国机构已开始运用自主经营业务的能力，与当地的合资伙伴分道扬镳。
最近一个这样做的是摩根士丹利。它在今年结束了与总部位于孟买的券商JM Financial为期八年的关系——尽管这家美国银行花了4.45亿美元才从证券合资企业中脱身。
印度的联贷市场比中国更大，而在印度公司为了国内外扩张寻求更多融资时，限制当地银行贷款的规定有利于外国银行。
随着成熟的印度公司寻求对冲风险，投资银行还从外汇和利率衍生产品等的销售和交易中赚取了大笔费用。
奥纬咨询(Oliver Wyman)亚洲公司与机构银行业务负责人马特•奥斯登(Matt Austen)表示：“中国和印度的（投资银行）监管环境非常严格。但在印度，对于那些有能力发现和抓住机遇的人来说，这种环境产生的脱节可以转化为金钱。”
本文是“中印观感”三部曲的第一篇。
( 作者：森迪普•塔克(Sundeep Tucker)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译者/李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