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2007年初主流经济预测表示前景非常之好时，我就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年夏天，6月份《经合组织经济展望》(OECD Economic Outlook)的社论写道：“目前的经济形势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比我们多年来经历的要好。”我挑出这条预测，是因为它是表述最清晰、理由最充分的预测之一。文章作者清楚意识到了风险，甚至还专门提到次贷市场。不过，他们决定坚持自己的预测。同样的乐观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主要的官方全国预测中。
这类预测没有那种肯定永远说不对的优点。它们让我想起那家神话般的股票经纪公司，它对证券市场的预测总是比竞争对手更准。后来，这家公司的好运气走到了尽头，朋友们问它怎么了。它回答道：“我们有一个合伙人，我们全靠他总是错的，但现在他退休了。”
我之所以斗胆说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回忆录中表现出的怀疑态度的鼓舞。这位美联储前主席仅仅承认，预测是一种检验连贯性的有用方法。他总是对正在发生的情况更感兴趣。确实，他太关注当下，以至于新闻记者总是怀着恶作剧的心理，等待他就“货运装载量”等指标发表言论。他觉得这些指标为实际经济提供了重要线索。
但我并不需要考虑那些自封的异端者。12月份《经合组织经济展望》中有一篇对该组织近期预测的评估。毫不吃惊，结论是这些预测还不算太糟。然后承认，“总的来说，这些预测对商业周期拐点的预测能力有限”。但这正是最需要这类预测的时候。
传统预测方法真正的错误之处，不经意间在英国2007年预算报告中得到了解释。这份预测的“基石”是对产出和“产出差距”的趋势水平与增长率的估测。这种差距估测，加上对经济活动各种成分的评估，形成了“对经济回归趋势的短期路径的明智判断”。又是这样。如果没发生什么大事倒不要紧，但是，如果与稳定通胀相应的名义失业率或过剩产能发生变化，就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剧烈、或是过去15年朝相反方向不那么剧烈的变化一样，那这就会非常误导人。
抱歉，我有点太专业了。但是，所谓的“货币主义反革命”(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的实质，靠的不是特殊的货币供措施的预测价值。它的主要教训，正如我当时徒劳地试图解释的，就是试图利用货币或财政政策决定产出和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愚蠢做法。长期担任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的伯恩斯勋爵(Lord Burns)，试图用“名义框架”的说法来替代新型政策。他的意思是，政府部门可以试图影响经济中的支出流，但不能决定国民收入的增长如何在产出的有益增长与通胀的浪费增长之间分配；而这个观点的提出甚至是在全球化成为主导力量之前。伯恩斯的表述没有流行开来。主流预测师回到了试图预测实际变量的老路上——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这样做——而且把任何对货币流的强调都视为一种右翼政治偏差。
当我提出这种想法时，常常会有人问我：“你的替代方法是什么呢？”已故的弗兰克•菲格雷斯爵士(Sir Frank Figgures)是英国财政部一位经济知识渊博(但不是技术派)的官员。他想要的不是什么预测，而是了解关键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在这个人们迫切想要的水晶球并不存在的世界里，将可能发生的最差和最好情况都包括在内的应急预案，还是自有用途的。
那么，我对私营领域的预测师有什么看法呢？作为向市场倾斜的政治经济学家，我有什么资格去审查他们客户的品味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在任何职业中，要与时代精神唱反调都很难。而且，在对不可预测的事物进行预测的过程中，比较好的预测师常常会遇到一些关于经济结构的有趣信息。但我怀疑，他们很多客户的主要兴趣就是找出官方政策可能有何变化；而要那么做，坚持与所谓权威部门雇佣的人相近的预测方法，也许会有所帮助。
(作者：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2007年12月27日 星期四 译者/徐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