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也被列为政府重点施政目标。无论实际情况多么复杂，一切民生情景，说到底都集中表现在价格上。尤其是在目前错综复杂、高度敏感的价格问题上，一些有话语权威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如果发表一些虽然可能是职业真言，但很可能伤害民众朴素感情的话语，就很可能引致相当不愉快的结果。
近有一例。日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作演讲时，虽然引来听众30余次热烈鼓掌，但对他提到“赞成大学涨学费”等观点，经媒体报道后还是引来唏嘘一片，各种不解、非议、愤慨、声讨纷至沓来。
大致说来，经济学家说话往往有两种身份、两种立场：一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应该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上，替没权、没势、没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说话；二是作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专门研究经济学的职业者，他须站在职业和专业立场上，以科学的、专业的态度讲话。但是，现实中这样两种身份和立场往往混杂在一起，尤其在敏感时期，更容易引发误解、闹出舆论风波来，茅先生演讲及其所带来的尴尬社会效果，可能就是由此误会而起。
经济学是一门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致用之学，它从民生出发关乎国计，说穿了就是从“物以稀为贵”的朴素常识出发，解说市场有效配置关乎民生的资源，以达富民强国之社会建设目标。有职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无论怎么“爱民、亲民、敬民”，都需要围绕这个核心原则说话，否则他就有失职业精神，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说话。所以，与其以朴素情感声讨经济学家，不如以科学理性冷静沉思更有意义。
目前，困扰国人的民生问题，表面上是涨价问题，因涨价引发了弥漫生活方方面面的“难”。对此问题，如果从民众的朴素情感出发，当然是寄希望于行政干预限价，如此大家才觉得踏实。但作为经济学家，他无法忘记最基本的价格规律，职业理性告诉他：时下民众在价格面前之所以显得弱势，遭遇民生困境，恰恰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某些资源垄断供给和扭曲价格机制造成的结果。因此，解决的根本出路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在市场，第一次分配层面以效率为先，以资源稀缺度为标准，该涨价的就得涨价。只有合理的涨价机制，才能杜绝对民生资源的浪费、特别是犯罪性浪费，以有效配置稀缺的民生资源于最需要的地方。然后，在公共领域，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层面，应该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保证公平的社会正义为宗旨，在保护劳动致富者的同时，通过累进所得税、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再分配手段，兼顾贫困弱势群体，保证社会和谐目标实现。
经济学家时常发表的一些刺耳言论，诸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等，都应该放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去理解，切不可无缘由地将本来合情合理的话，上纲上线地情绪化扭曲。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体悟经济学家的思想本意。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