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到处都是各种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的计划。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在出谋划策。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想冻结抵押贷款利率，并通过一项大规模破产程序，帮助大型银行盘活信贷。这种做法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就连民主党人都会为之脸红。民主党人正在酝酿通过给中产阶级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要求美联储(Fed)进一步降息的压力与日俱增。但所有这些修正措施都于事无济，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紧压在美国选民心头的根本焦虑。问题比当前的经济减速层次更深。它与商业周期性不过略有关联而已。
事实是，中产家庭已经用尽了过去3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使用的各种应对机制，而经过通胀调整后，他们赖以为生的薪资中值比1970年没有高出多少。今天，男性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要低于当年——30多岁年轻男子如今的收入比30多年前的同龄男性低12% 。然而，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一直在超前消费。尽管薪资中值几乎没有变化，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却蔚然成风。现在这一切行将结束，美国人就要体会到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
第一种应对机制，是让更多妇女投入职场。自1970年以来，子女为学龄儿童的美国在职妈妈比率几乎翻了一番，从38%上升至接近70%。一些父母现在是24小时轮班，其中一位照顾孩子时，另一位就去工作。我称这种家庭为DINS——双收入，没有性生活(double income, no sex)。
但是，在有多少妈妈可以维持付薪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转向了第二种应对机制。普通美国人现在每年工作的时间比30年前多两周。我们是真正的工作狂，每年比一般欧洲人多工作350多个小时，甚至比以勤奋著称的日本人还要多。
但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有极限。随着经济需要的潮头继续上升，我们转向了第三种应对机制。我们开始借钱，大把借钱。随着房价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上扬，以及在2002至2006年间加速上涨，我们通过房贷把自已的家当成提款机。通过二次抵押贷款和再融资，美国人每季度购置的房产价值接近2500亿美元。信用卡纷至沓来，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我们拿着它们去买等离子电视、新的家用电器、还有假期。尽管美国进一步陷入债务之中，但外国人继续持有美元，促使美元被人为地保持在高位，于是，我们可以借此从世界其它地方唤来价格适宜的商品和服务。
但这也无法再推动我们前进了。来钱容易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家庭财产价值也在逐渐蒸发。住房贷款的违约率已飙升至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下一个就是车贷和信用卡债务了。2007年上半年，个人破产案上升了48%，下半年可能更多。这意味着一波消费者逃贷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外国人抛弃美元，我们将再也不能获得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服务了。
紧压在美国中产阶级心头的焦虑并不仅仅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产物。潜在的问题始于1970年前后。任何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总统候选人都应放开思路，而不仅仅局限于如何拯救银行和借款人，或是通过减税或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
在30年前就开始崛起的高科技、全球化经济中，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富裕起来。30余年来，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的好处都流向了数目相对较小的顶层人群。如果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承认这一点，并找到切实措施让大家分享繁荣，那么他必定会获得绝佳的机会，赢得美国为数众多并日益焦虑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本文作者系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部长，并且是即将在英国出版的《超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一书作者。
作者：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2008年1月8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