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是对市场的信仰迅速膨胀的十年。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21世纪刚刚开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场道德沦丧的后果正在突显，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出现。国际金融组织指导下的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毫无例外的遭遇了各种危机，而中国成功的独立的渐进式改革呈现了独一无二的大气象，但是华盛顿的主流社会对此是不愿意去深想的。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大胆的说话。这些话汇集成这本有争议的出版物—《全球化及其不满》。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茨。作者为中文版的推出专门写了中文版序，这篇序专门针对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做出了评议。本书另外还收录了在英文版出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斯·罗格夫写给斯蒂格利茨的公开信。斯蒂格利茨教授曾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麾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主席，后又转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大约三年时间。“精英中的精英”斯蒂格利茨之于全球化，是内部的叛变。
在书中，斯蒂格利茨回顾了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南辕北辙的努力。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置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于贫穷国家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
对于《全球化及其不满》，支持者们强调，它可能掀起一股新的经济潮流，要用更多的政府干预驱动无原则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反对者不屑，他们认为这位经济学家正在贩卖廉价的同情。
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了IMF在华盛顿一小群精英们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灾难，他认为IMF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持有双重标准，并常常将政治意识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表示同意：“IMF的一些政策只是造就了全球资本市场，它没有真正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准，甚至使之更糟。”
而经济学家布林克·林塞，则在保守气氛浓厚的《华尔街日报》上反驳。他说，如果仅仅将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归结于IMF的错误药方显得过于武断；或许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了，但如何面对波兰在同样方式下的成功；中国的渐进改革收到了效果，而罗马尼亚、乌克兰与大多数中亚国家却没有显著的效果。
斯蒂格利茨还强调全球化过分地由公司利益驱动，它忽略了大多数贫困者的声音。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则不反对全球化。他认为：“如果IBM在三四个国家里运作，而不是仅在一个国家里生产武器，它就被迫要让自己成为更和平的工具，那就是全球化的作用。”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球将再有1亿人口被拖入每天1美元的贫困境地，现在这个数字是3.07亿人，而15年后会增至4.2亿人。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生活的基本水准甚至低于30年前。“今日的全球化形式是加剧，而非减轻国际贫困压力”，报告得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结论，“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事实上，在贫穷国家的GDP中贸易份额已超过40%—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比例。
或许自由贸易并未提升穷国的生活水准，我们却不能终止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同样导致暴力全球化，我们却不可能封锁自己；IMF的政策充满弊病，但人们又都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所以，尽管对于“全球化是否终结”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更肯定的答案。重温历史也不一定能给出解决现存问题的答案。但至少，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