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大有作为。近几年来，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有了一些调整。如，实现了两税合一，调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提高了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了利息税税率，减免了农业税和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增加了一部分转移支付等。但是，
由于受到财政利益和财政体制的约束，总体来看，一是调整速度较慢，二是调整范围过窄，三是调整幅度过小；同时，相对于税收的高速增长，支出的调整差得更远，的确是收钱容易掏钱难。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目前的经济失衡和行为扭曲。

    首先，政府收入增长过快。政府收入一般包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出售国有资产收入和铸币税。近几年来，这几个方面的政府收入都增长得很快。从2000年至2007年，财政预算收入年平均增长21 %，2007年超过了30%，达到了5.1万亿元。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的税收弹性是2.09，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是居民收入增长率的2倍。

    不仅如此，现行财政统计中的预算外收入有遗漏，很多重要项目没有列入，其中，土地出让金和社会保障收入是两大项。由于没有国有企业预算，我们既不知道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也不知道国家分享国有企业股红和利润的情况。至于铸币税收入，从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中就约略可知。

    其次，税收体制和收入政策。两税合一的改革尽管姗姗来迟，并有很多保留，但去年通过今年实施总是一大进步。而增值税的转型又是一波三折，从东北振兴开始试点已经好几年，去年中部崛起，试点又扩大到中部地区的26个城市。既然东北可以实施，26个中部城市可以实施，为什么不能在全国推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只是在起征点高低上打圈圈，为什么不能改按家庭人均收入来征收？至于各种资源税的改革，更是一大问题。石油、天然气、煤炭、水资源、广播电视无线电频道等价值极高的资源，由国家授予一些垄断部门和企业无偿或者低价使用，不仅扭曲了相对价格体系，而且是垄断部门高额利润的另一重要来源。由于垄断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策决策，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寸步难行。必须明确，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一方面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发育要素市场，把人为压低的价格水平校正过来，使相对价格体系和比价关系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是要改革资源税收体制，把资源价格低估和提高以后的收益全部收归国家所有，而不能使垄断部门得利。

    如果说税收征管相对比较规范，还有账可查，那么，预算外收入的随意性更大。每年上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居然不反映在预算外收入的账上，成为政府随意征收和支取的对象，此事不能不令人震惊。至于各种各样的摊派和收费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甚至一些地方警察罚款也有任务，足见荒唐到何种程度。要知道，预算外收入也是政府收入和预算收入，只是表列在预算账户之外而已，对它的管理应当像预算收入一样严格，每一笔收支都应当符合规章，有据可查。

    再次，支出体制和支出政策。政府财政的基本方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各级政府都大抓民生工程，这方面也的确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减免农业税和中小学学杂费。但是，如果看一看政府支出的结构，再做一点国际比较，其差距就相当明显。

    政府支出通常包括行政管理和国防安全等维持性支出，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投资的经济性支出。如果去掉不明用途的其他项，那么，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大体各占1/3。虽然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趋缓，但这部分支出依然过大，尽管社会性支出的增长有所加快，但增长最快的还是行政事业费支出。从2000年至2006年，社会文教费支出增长了16.3%，而行政事业费增长了18.3%，2006年行政事业费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18.7%。

    从政府社会性支出的情况来看。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最高，占17.8%，此后呈下降趋势，2006年占12.8%，十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3%之间，低于2001年低收入国家平均3.3%的水平，也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2000年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在全部教育费中，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在下降，2004年下降到55.6%，而由个人承担的部分在增加。至于教育支出的内部结构也处于失衡状态，小学和初中的教育经费相当于高等教育的15%左右，不到OECD国家小学的一半；不仅如此，这些经费的80%以上由县乡财政负担，而县乡财政相当困难，很多地方是赤字，只好拖欠。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由政府支出的部分从最高时的将近40%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而个人支出的部分占到了60%左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我国只有1.9%，而且城乡差异巨大。至于住房保障，2006年廉租房投资78.2亿元，2007年前11月145亿元，占不到全部房地产投资的1%。

    最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根本办法是改革税制，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和一致，解决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的问题。比如，要抑制地方的征地冲动，就要开征土地物业税，并将其全部留给地方，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需要，而不再从征地上取利。这样才能禁止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再如，要使保护耕地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就要对种粮土地和农户提供补贴，不仅中央政府要做，而且地方政府之间也要做。既然发达地区占用的耕地已经很多，有的地方已经没有可开发的土地，于是保护耕地的任务就落在了不发达地区的身上。如果让不发达地区全部承担起保护耕地的任务，就等于让不发达地区永远处于贫困的境地。因此，由发达地区给种粮地区和农户一定的补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类似问题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作者张曙光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张弛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