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问题不在于各国国内或国际监管机构的监督结构，而是缺乏反周期控制机制或工具。尽管监管当局已预见到这一风险，但它们没有相应工具，对此也无能为力。有关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Basel)体制无助于抑制信贷繁荣。如果说它有任何作用，那便是进一步深化信贷繁荣。
2007年至2008年的信贷危机，已将当前监管体系的不足暴露无遗。目前监管机构的核心做法是利用当前与历史市场价格对风险和价值进行评估。这种将风险的市场衡量指标与监管资本相结合的方式，看上去颇为先进，并且使银行的日子更加好过。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何银行风险的市场指标应该处于金融监管的核心呢？
我们之所以要有银行监管，是因为市场会时不时出现故障，随后发生的危机影响广泛，并具有破坏性效应。不过，监管机构已经运用市场价格，建立其对市场危机的防范机制。不足为奇的是，事实已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无异于马其诺防线。如果市场价格可以预测危机，那么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风险敏感性分析本末倒置。统计人员必须后退一步，对金融历史进行全面的考查。金融市场危机并非随机出现，而是发生在繁荣过后。推助市场繁荣的因素，是认为风险处于低水平的市场预测。这种乐观看法致使银行轻率放贷，最终导致下一次危机。
繁荣时期是金融机构计提拨备的最佳时机，但对银行来说，其动机是追逐资质较差的贷款者，以应对市场繁荣进入成熟期后利润率的下降。当前的监管规定并未对它们加以约束，而是放任自流。
以市价为基础的风险敏感性模型告诉银行，在经济上升期，风险有所下降，资本金充足水平足以承担更大风险。
我们建议，银行资本金要求不仅应该是反周期的，还应该与银行贷款变化率和相关行业的资产价格相关。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与抵押贷款增量和房地产价格涨幅挂钩，而且向建筑和房地产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应该与此类贷款增量和商业地产价格涨幅挂钩。
在资产价格指标不太可靠的领域，应该增加银行贷款增量本身的权重，或许可以同时辅以相关股市价格。这种做法的目的并不是结束周期，而是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
我们并不是提倡完全放弃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底线。但可以在目前水平上进行降低和简化，例如将资本金占总负债或总资产的比率设为3%。风险敏感性要求的大部分应该与银行贷款增长率和资产价格涨幅挂钩。当然，这种做法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一旦采用该原则，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当前做法也不乏存在技术问题。
我们还提倡对住房抵押贷款采用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与抵押品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如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f Banking Supervision)采用这种方式，这可能意味着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但这种结果并不是那么糟糕。
总体而言，将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表外资产转移给那些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它措施，对其加以限制。
根据巴塞尔协议II第二支柱（关于银行监管审核流程）的规定，将这些反周期措施纳入新的银行业监管框架内是可能的。这种做法的另一个潜在好处，是减少金融体系要求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
查尔斯•古德哈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银行与金融学荣誉教授，曾任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首席经济学家。阿维纳什•佩尔绍德是格雷欣学院(Gresham College)荣誉教授，也是智慧资本公司(Intelligence Capital)董事长
(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 2008年2月14日 星期四 译者/刘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