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1989年来了——这是中国镇压学生运动及苏维埃帝国崩溃的一年。共产主义失败了。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似乎即将横扫一切。那年夏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华盛顿《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抓住了这一时期的精髓。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是指未来不再会有什么伟大事件，而是说西方世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他声称：“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结点。”
虽然对福山观点的驳斥很快就成了一时风尚，但自那时起，福山观点的一个变种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思维的逻辑是这样的。作为一种经济系统，共产主义失败了。俄罗斯与中国不得不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将在未来带来政治自由。自由的经济将产生新的力量和矛盾，使威权政治制度难以维持。
新科技的诞生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将这场辩论带到了一个新的层面。1993年，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表示，事实证明，通讯科技的进步“是对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明确威胁。”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称，通过“手机和有线Modem”，自由的传播将势不可挡。
但在“历史终结”19年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决定论者言之凿凿的预言。相反，俄中的政治精英正在走着一条有别于西方主要模式的路线。新的俄中模式更像威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这一模式试图将资本主义和政府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结合在一起。这一模式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勾画了西方消费主义的远景，同时又拒绝接受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俄中两国驳斥了美国在人权与民主方面的论调，认为那不现实——或是故意想要播下混乱的种子。俄罗斯与中国的精英没有依赖民主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自己的政治制度赢得人心，转而越来越多地强调将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思想相互关联，因为繁荣程度的提高不仅仅为每个公民带来了新的好处，还能让他们的国家在世界各地更受尊重。
在国际上体现这一共同思想的实例，就是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简称：上合组织），它是俄罗斯、中国及四个中亚国家在2001年共同成立的一个地区性组织。上合组织宣扬对国家主权的绝对尊重，并尝试限制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2005年，俄罗斯与中国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自1969年发生边境冲突以来首次举行联合军演。去年，在上合组织主办下，两国又再次进行了联合军演。
在联合国(UN)，俄中两国经常反对西方试图对独裁政府施加压力——不管是伊朗、伊拉克、苏丹还是塞尔维亚。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认为：“非正式的独裁者同盟已经形成，它们的支持者与保护者正是俄罗斯与中国。”
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如果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有同样的世界观，那是错误的。中苏的分裂显示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严重对立状态。今天，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强的相互猜疑与战略竞争因素，俄罗斯十分担心中国向矿产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扩张。
俄中两国的起点也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经济繁荣已经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而且基本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上。俄罗斯的快速扩张则是更近的事，也更为脆弱——主要是由不断上涨的油气价格所推动。在上世纪90年代一段仓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时期之后，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力量在普京(Putin)时期卷土重来。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则较有秩序，少有波动。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权。俄罗斯共产党现已正式成为一个反对党。但是，前苏联官员仍然主宰着俄罗斯中央政府——虽然他们已经穿上了新的政治服装。
在外交政策方面，俄罗斯仍然维持着全球大国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则刚刚开始在亚洲以外的地区施展力量。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官表示：“当世界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时，俄罗斯人总是立刻做出反应。我们通常要考虑几天。”虽然如此，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正在减弱，而中国则已开始了一个持续的军备建设过程。
尽管俄中两国存在着着上述差异，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官方思想却日益趋同。这不再是因为它们都要在口头上尊崇同一套马列主义教条，而是面对类似的经济与政治压力，俄中两国的统治精英都已形成了类似的想法。最终产品是一个新的、与经济成功结合在一起的准威权主义思想。它对人们存在着一定的吸引力。在近期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以色列学者阿泽尔•盖特(Azar Gat)提出，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出现经济问题，一个“成功的非民主的第二世界，可能会被很多人看成是自由民主之外的诱人选择。”
在俄罗斯和中国，官方发言人对于民主的说法都有些含糊其词。他们常常会辩称，自由民主仍然是一个长期目标——但他们的国家必须要循序渐进。是的，他们的国家将会是“民主的”——但不会允许外人和外国人代替自己对这一思想进行定义。俄罗斯政府的说法是：“俄罗斯会找到自己的民主之路”。
普京总统的官方发言人德米特里•巴斯科夫(Dmitry Peskov)喜欢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民主。俄罗斯有着自己的问题，但西方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民主称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中国的官方政策趋向于小步迈向更民主的制度——通过村级选举或党内竞选，但至关重要的，是避免鲁莽冲向民主所导致的“混乱”。
在俄中两国，对“混乱”的恐惧常常被用来打消对政治自由化的要求。在中国，这个词汇会唤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恐怖记忆——那时，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如果共产党失去掌控，暴力与社会动荡可能接踵而至，这是人们担心之事。这种感觉也与1989年的学生运动有关。在谈话中，很多中国人似乎担心民主化可能导致分裂与内战。
在俄罗斯，普京的追随者把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与生活水平下降，无法无天的状态，国家衰败，以及一小撮超级富有的寡头大亨把持政权联系在一起。民意调查显示，这种看法深入人心。
然而，抛开所有这些关于渐进式民主化的言论，俄罗斯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却是：政治自由与不同政见的空间似乎正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在言论自由方面，俄罗斯要比中国好很多。但是，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成为了俄政府的忠诚喉舌。现在，俄政府不会把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送去古拉格集中营(Gulag)了。但是他们的意见难以广泛传播。一系列针对调查记者的神秘谋杀案，也对媒体起到了禁声作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从未经历过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那种独立媒体繁荣发展的时期。即便这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依然指示大幅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称，在该组织监控的国家里，中国监禁的记者人数最多，仅在2007年就有好几桩个案。通过“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中国对网络的控制也被证明是惊人地有效。目前，克林顿的信心，即不可能阻止网络传播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尚未得到印证。
乐观人士提到了一些相反的迹象，例如通过网络或手机组织的环保活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日益复杂，不直接受国家控制的社会活动网的确有所扩大。这产生了新的压力，而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但总的趋势似乎是更少的媒体自由，而不是更多；因此，不为共产党所允许的政治言论与活动的空间也就更小了。
在俄中两国，国家依然牢牢掌控通往政治权力的道路。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的选举现已变成一种让事先做出的决定合法化的方式。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正在被迫转回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以理解俄罗斯的统治方式。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将在3月举行——但关键决策似乎已经做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有幸成为普京中意的接班人。在中国，在最近的党代会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有意交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的确，在俄罗斯与中国，执政党和政治精英一直通过掌握商界，强化其权力基础。在俄罗斯，无比重要的能源业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也是统治精英的个人财富。说明问题的是，料将担任俄罗斯下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目前是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董事长。在中国，一些人曾希望繁荣的私营部门可能成为共产党以外的另一个权力源泉，但这个希望迄今仍然没有实现。相反的是，该党在效益良好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中的股份使有些人戏称，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控股公司”。
在俄罗斯与中国，政府当局正在运用它们新生的财富，来改善与发掘在共产主义鼎盛时期所不提倡的某些本国文化。俄罗斯东正教重新受到欢迎，政府正在出钱翻修大教堂。克格勃出身的普京现在表示，他在读圣经。中国政府正在全世界各地赞助兴建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
对本国文化的重新发现似乎是一个挺好的发展。但在俄罗斯与中国利用民族主义思想方面，也潜在着黑暗的一面。普京总统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硬的立场，在本国受到欢迎。俄罗斯政府发起成立了民族主义青年组织，并用它们来对付政治对手——甚至是外交官员。受到普京夸奖的新历史教科书在口吻上有着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该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国家需要有实力来抵抗西方世界的阴谋。
在中国，学生们则学习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课程内容，这些内容将中国描绘成饱受外国欺凌的受害国，先是西方殖民国家，然后是日本。课程的一个不变主题就是：恢复国力，并重新拥有应有的国际地位。北京一所大学有一位来自西方的教授，总的来说，他对现代中国持有非常正面的印象，但他却不禁担心，很多自己的学生“似乎被灌输了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观点”。
虽然俄中两国有时在言辞上暗示，再次将西方看做对手，但西方企业也是它们重要的商业伙伴。俄中两国经济都依赖与欧美的贸易关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渴望将自己的业务扩张至西欧各地。中国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最近斥资50亿美元，购入了华尔街最大投行之一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股份。
在一个全球经济系统中，共同利益应该有助于限制西方与俄罗斯及中国之间产生任何新的对立。但是，有关这两国将接受西方政治模式的希望，现在看来似乎不仅过时，而且也是太天真了。
( 作者：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2月20日 星期三 译者/李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