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税收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改变宏观调控政策，实现藏富于民，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是，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货币补贴，那么，可能产生的最直接后果是，推动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如果政府减少印花税，可以增加投资者的收益，但是却会扩大中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如果放松银根，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虽然可以刺激投资，但是却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考虑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宏观调控问题，必须建立下列假定：首先，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十分明显，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性收入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高层收入的财产性收入则在全部收入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考虑到增加中低阶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本拥有者财产性收入的宏观调控问题。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认真分析中低阶层和高层收入的来源，实行统一的财政性补贴，那么，宏观调控必然会出现问题。其次，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双重难题，如果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对中低收入阶层居民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对资本拥有者却可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可能会产生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阶层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但是对投资者来说，就会产生直接正面影响。通俗地说，如果放松货币管制，那么对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是雪上加霜，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则是锦上添花。第三，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经营的成本，间接提高产品的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涨会提高工薪阶层收入，但是他们却必须承担失去就业岗位或者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的风险。
所以，中央在实施宏观调控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考虑到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不能为了照顾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损害投资环境，甚至牺牲投资者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吸引投资，而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由政府独断专行，同时也不能由少数专家闭门造车，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股票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只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他们在针对股票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发表意见的时候，往往囿于个人的利益，无法作出公正独立的判断。中国当前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属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问题。许多上市公司面临原材料涨价、海外市场萎缩、产品升级换代、企业管理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在短期内上市公司不可能向投资者交出满意的答案。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加以解决，股票市场的萎缩，或者股票市场的暂时调整，都是市场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改变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格局。如果政府在股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放松银根刺激投资，那么恰恰说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化的股票市场，而是政策性市场。少数学者的意见之所以存在明显问题，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股票市场，而没有看到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出现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政府投资、外商出口增长模式，变为居民消费增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上涨既是政府刺激消费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其次，中国改革正在从所有制层面，向社会收入结构层面转化。改变不合理的收入结构，增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控制通货膨胀，那么，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第三，在解决了生产力层面的问题，改善了生产关系之后，中国面临上层建筑领域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换句话说，面对中国改革所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中国政府必须探索崭新的社会利益博弈方式，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解决改革产生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已经从直接干预经济逐渐改变为间接宏观调控，如果政府直接插手股票市场，或者直接将税收变成人头费，发放给社区居民，那么不但会扩大政府的权力，增加腐败的机会，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失衡。所以，必须从决策方式改革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千方百计地改变当前这种过分依靠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尤其如此。
中国当前改革的重点应该集中在下列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千方百计地控制政府财政支出，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第二，必须改变动态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市场的方式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方式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政府的工作就是看好居民的钱袋子，为居民提供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分配，或者为了维护少数投资者的利益，而改变社会分配结构，那么，中国的改革就会失去方向，新的经济矛盾就会出现。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