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了一次巴西。当我被带到该国最为奢华的商场Daslu时，那里的景象让我想起了上海的恒隆广场。我们必须驱车抵达——你不能从街上直接走进去。一位男服务生带领我们进入商场，里面展示着同样的设计师服装。
但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Daslu经常遭到抨击，被视为巴西各种可见诟病的象征，是腐败精英们的场所。专栏作家们会嘲笑这里的顾客。然而，在许多关于现代上海的报道中，恒隆广场却似乎是成功的徽章，一块吸引着不断崛起的年轻富有一代的磁石。
或许，我们误解了恒隆广场。从圣保罗返回上海，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风险。如今，中国部分地区超出了暴发户式的傲慢，明显让人有一种拉美的感觉。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当时巴西还是一个独裁国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社会政策却被抛到了一边。那个时代的箴言是“现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后再分”。过去20年，中国有时也采行了类似政策。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中，还有一些不太广为人知的特点，其中之一是：政府从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退出。毛泽东时代的医疗体制远非完美，但如今，多数中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在农村地区，我们不难发现因为医药费而倾家荡产的家庭。由于父母支付不起学费，每年有100万学生辍学。过去10年，巴西政府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中国的两倍。由于中国通常被贴上成功的标签，而拉美则被视为失败的典型，因此，这一事实值得关注。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声名狼藉的水平。我们使用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数据如今是0.53，并且正在下降；而中国是0.47，并正在上升。（美国是0.41，印度是0.31。）
中国的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城乡差距上，还表现在城市之内的差距上。中国城市有两类市民：常住居民，可以享受得到补贴的社会服务；较贫穷的打工者，需全额支付社会服务。中国的犯罪率远不及拉美的水平，但已经出现了紧张迹象。农村贫困人口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财富；城市贫困人口却亲眼见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
商界精英和政客之间的亲密关系令拉美受损，但中国正创造着什么样的精英呢？在改革早期，企业家通常来自社会边缘——实际上少数人此前曾进过监狱。如今，许多人在他们的名片上吹嘘着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职务。房地产行业主导着中国的富豪榜，而在这个行业，依靠关系取得政府合同是关键。
因此，中国是否真将变得和拉美一样呢？这种预言过于轻率。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陷入外债危机，拉美的社会分化也随之加剧。而目前，中国却拥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美的不平等植根于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和奴隶制，而不仅是20多年的不均衡增长。如果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许多中国打工者还可以回家种地，而不必在城市的贫民窟里自生自灭。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已意识到，严重的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动荡，并产生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因此，他们已下令大幅增加社会支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承诺，每个村设一个卫生室，同时停止向贫困人口收取学费。
然而，这些政策并不一定能成功。在新增资金到达学校或医院之前，可能会被地方政府私吞。如果相关政策可能降低自己领域的经济增长，政界和商界精英将会表示反对。今天先把蛋糕做大，明天再分配吧。
我们已习惯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温家宝这一计划的命运，将有助于决定中国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像拉美所证明的那样，快速的经济增长仍可能遗留下严重的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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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
( 作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 2008年3月5日 星期三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