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说：“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这个观点很快遭到质疑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一文（该文末附有汪丁丁的附议）对张五常的这个观点进行了批评：“从学理上来看，……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五常先生的这一判断在学理上乍看来似能自圆其说。但既然是如此，这就与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比例说没任何联系。”他还举出诺思等做的实证材料为佐证：“按照华勒斯和诺思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韦森似乎觉得意犹未尽，最近又撰写了题为《预期的与实际的交易费用》的文章，进一步作出分析，同时引用林毅夫的“点评”作为佐证：“文中对张五常先生的批评很中肯。”
　　　　笔者认为，韦森引用的华勒斯和诺思所做的“估算”数字的证据是否有说服力，值得怀疑。因为，交易费用几乎是无法度量的，只能从逻辑上推断它的存在性。张五常2002年4月23日在北京所做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度量的准确性，不是数字多少，而是你这种排列是不是直接受到人们的认同。越多的人认同，这就可能算是一个很准确的度量。解释世事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之下，怕交易费用太难度量，或者很难度量到，只要推出两个可以见到的情况，然后解释某一个情况一定比另外一个情况要高，哪一类交易费用在哪一方面会怎样改变，你能够排列出来，那你就有办法了，排不出来就没办法。通常来说，只要能排列出来，就可以解释很多世事。两点怎么排列，然后再加两点，每两点都可以是一个假说。虽然这么说，通常去处理一种交易费的问题，是需要花上很多年的工夫。”韦森自己不是也认为交易费用“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吗？
    至于韦森对张五常所做的“学理上”的质问，笔者的看法是：费用（或成本）分析范式，是从问题的另一方面做分析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很多问题正面看难以解决的时候，就从反面看。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逆向思维”。萨缪尔森所说的“掌握成本（即费用）理论就等于掌握了经济学”，是可以作为笔者观点的注脚的。
    另外，韦森区分“预期交易费用”与“实际交易费用”，确实是一大创新。但笔者认为，就应用而言，“交易费用”这个词语已经足够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假设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甲与乙(当然，你可以推广，人的数量可以无限增长，但推理方法不变)，两人都是自给自足，这种状况为A。有一天，两人发现可以利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产粮食。例如，甲可能是种稻的能手，乙是种小麦的能手。于是两人就商谈决定，甲多生产一些稻米，乙多生产一些小麦，然后两个人交换。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应该是“动态的”）合作生产。假设后面这种状况为B。那么，在A状况的社会中有没有交易费用？答案是：没有，因为甲与乙都是自给自足。在B状况的社会，有没有交易费用？答案是：有，因为他们有交易，所以，必然有交易费用。现实的世界比较接近B的状态。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总是会利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享受“比较收益”的好处。但是，为什么人们会选择B的社会而不选择A社会，A社会是完全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啊！笔者的观点是：如果交易增加了，交易费用必然跟着增加。但是人们为何又愿意付出更高的交易费用？因为人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比交易获得的坏处（即所增加的交易费用）要大。就如汽车的安全带一样，因为它的存在，交通事故反而增加，但是，死亡的人数比例却减少了很多。
    还值得提醒的是，就“解释”经济增长而言，笔者认为“交易费用”是没有解释力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类似GDP或GNP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的观点也不够完善。
　　
　　 《国际金融报》 (2003年01月17日第十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