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混合”公司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汽车业在内的其他资本密集型行业内的赢家。邓凯认为：“在中国要发展一家汽车公司，你需要有能力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通过私企的方式经营；但同时还要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从而获得土地和银行关系方面的便利。”
然而，在国企改革的记录中，并非都是成功的事例。虽然有一些国有公司较为出色，但也有许多公司存在政治干预和严重官僚主义的明显缺陷。
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由政府任命，他们可能会被迫定期在不同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调动工作。2004年末电信业发生了一起远近闻名的事件：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将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移动(China Mobile)、和中国联通(China Unicom)的主管全部进行了调换。
那些历史更久远的国企往往仍在设法解决设备落伍问题，它们或许不得不从附属公司购买零部件或其他供应，而不顾其质量好坏或成本高低。与其他企业相比，国企在招聘和解雇员工方面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限制。
尽管（国企）公司治理状况已得以改善，但投资者们却总在抱怨国企在财务方面缺乏透明度——在上市公司与其国有母公司之间的资产转移方面尤其如此。
此外，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大型国企实力不断增强，也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负面作用。尽管中国私营企业近年来增长迅猛，但国有部门仍努力掌控着正规融资中的绝大部分份额。商业银行业市场仍由大型国有银行所主宰，分析师们表示，这些银行还是愿意把钱借给其他大型国企。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正是中国经济仍容易受到过度投资周期冲击的原因之一。
随着中国股市的大规模繁荣，去年上市公司在内地股市的筹资额高于其他任何市场，这很大程度上也令国企受益。去年上海证交所规模最大的12起首次公开发行（IPO）全都是国企进行的，它们占到了融资总额的85%。
花旗(Citigroup)驻北京经济学家沈明高辩称，通过以更高额利润的形式将经济增长的多数益处分配给国有公司，近期股市的繁荣以其他的方式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相对而言，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普通工薪者的腰包。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部门的大规模重组中，大量医疗与教育支出负担都被推给了家庭。
与此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当中有许多只对自己的一小部分股权进行了确实的交易（以中国工商银行(ICBC)为例，它的上市比例只有4%），国家已成为国企股价近期飙升的主要受益者。沈明高认为：“在国企的繁荣当中，是国家变得更为富有，而不是个人家庭。财富这块蛋正糕在不断扩大，但中国的家庭实际上只享受到了一小部分。”
更大的独立性有益于企业业绩的改善，但仍有一些迹象显示，更为强大的中国国企正超越政府监管者所能控制的范围。最为明显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夏季，当时大型国有石油公司通过促成一场人为的供应短缺，迫使当局提高燃油价格。
中国的内销石油系由政府定价，当国际价格上涨之际，就给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油企带来了压力。这些大型石油企业所做出的反应，是与政府玩一场高风险的虚张声势的游戏：它们降低国内石油的销售量，一些大型炼厂进行“定期维护”。当许多小型私营炼油厂也拒绝按照政府定价来销售石油时，就造成了更严重的供应短缺，当局别无选择，只得提价。
在海外投资方面，一些国企也面临着中国政府一些决策圈的反制。中石油(PetroChina)在苏丹经营了1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与喀土穆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这种关系引发了了批评：即中国削弱了中止达尔富尔暴力活动的国际努力时，中石油时不时地将更多苏丹石油销往日本，而不是国内——这使得一些专家质疑：这种存在争议的苏丹政策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益处？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朱锋表示，这些油企在苏丹问题上“绑架”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中国油企，和其他许多在苏丹的油企赚到了钱。（赚钱的）不是人民，也不是国家。”
中国社科院(CASS)的张云林表示：“决定去苏丹的不是政府，而是石油公司。它们已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业务，并要求政府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驻华盛顿的埃里卡•道恩斯(Erica Downs)表示，苏丹是中石油国际业务中一颗“王冠上的宝石”。但无疑与其他中国国企的活动相比，该公司在苏丹石油行业的主导地位，给中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她表示：“这件事说明，一家中国国企的海外活动是如何起到双重作用的：它既会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目标，即中国要成为、并且要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同时，它又有助实现另一个目标，即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政府近年来试图改善其公共关系，下令各部委向国内外媒体解释各项决策，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作为国内最强大的一家企业，中石油并未表现出任何想要发布公共消息的意向。
在菲律宾、赞比亚和秘鲁等其他不同国家，中国的投资已引发了政治上的抵触情绪。张云林表示：“将来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国企新增财富所带来的政治益处，远高于让它们位于经济“制高点”而引发的一切财务成本。为维持自身的控制，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来制衡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但对于当局来说，这种做法的风险，就是这些过于强大的公司最终会自行发号施令。
译者/李晖
杰夫•代尔(Geoff Dyer)、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8年3月21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