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于3月22－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在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式。(23日上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尊敬的李克强副总理、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上午好！现在我宣布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九届年会现在开幕！ [08:59]
[张玉台]: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要发表重要讲话。让我们对李克强副总理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09:00]
[张玉台]:出席今天论坛的有来自中外各方的朋友们，国际组织的代表有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先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先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丹尼·皮尔逊先生；企业界的代表有：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贺利得先生；汇丰集团主席葛霖先生；美国国际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丁·苏礼文先生；以及其他各级大企业的负责人，学术界代表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等著名学者。 [09:03]
[张玉台]:中国方面出席今天论坛的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先生；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先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领导，国内著名企业家和知名学者。在此，我谨代表论坛的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与会的中外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09:07]
[张玉台]: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已经成功的连续举办了8届，今年是第9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立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目的是为中外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建立一个高层直接沟通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努力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论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影响在不断扩大。 [09:07]
[张玉台]: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勾画的宏伟蓝图，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这个战略部署的第一年，可以说，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同时，也要充分的看到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这样的时候，举办新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两天会议中，代表们将围绕一系列的重要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讨论，相信论坛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 [09:07]
[人民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09:08]
[张玉台]:谢谢李克强副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是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直接分管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人，他的光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论坛的高度重视，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到2020年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中国政府将要采取的重大政策和重大措施。这对于我们办好这次论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在请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本次会议的外方主席贺利得先生致词。 [09:31]
[杜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贺利得]:非常感谢。尊敬的李克强副总理，您的讲话是富有深刻见解，让我们深受启迪。张主席，我们对您的主持非常感谢。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的会议上作为外方的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20年，世界将给中国带来什么，以及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我希望各位代表回顾一下过去12年的发展，为今后几年的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09:32]
[贺利得]:想一想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世界贸易将会发生很大的发展。但是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预测到贸易和服务业的发展像今天这样迅速呢？我们认为，今后几年的发展，肯定会比以前还要快。我们现在发现技术的发展，比我们所预想的要快得多，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09:32]
[贺利得]:我建议2020年将会出现的一些事情，大胆地做一些假设，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一些背景的阐述。 [09:32]
[贺利得
[贺利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到能源和水源对于所有的决策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过去12年当中，技术将会推动世界发生巨大的发展。比我们每一个人所预测的速度还要快。12年之前，生物技术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实验室成果，但是现在，它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比如使得粮食的收成更多，同时帮助人们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纳米技术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技术，它将会同生物技术一样，在2020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生活上的变化。我们将会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09:33]
[贺利得]:2020年，中国不仅在世界的舞台上将会发挥新的领导作用，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它的领导力。可替代能源以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将占据领先地位，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2020年，中国的旅游业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还将在很多领域制定标准，使其它国家跟从着中国的标准。 [09:33]
[贺利得]:在很多的领域，比如像技术领域，中国将会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个论坛当中，我最后的任务就是明天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总结各位的精彩发言。如果我今天有没有说的内容，请大家原谅我。谢谢！ [09:33]
[张玉台]:谢谢贺利德先生的致辞。论坛的开幕式现在结束。 [09:33]
[张玉台]:第二单元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主持。李克强副总理下面还有重要的公务活动，现在要离开会场。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再一次对李克强副总理的光临表示衷心感谢！ [09:3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主题是“追求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经济”。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一单元非常荣幸请到三位重量级的嘉宾进行演讲。首先请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上任的张平主任为我们演讲。 [09:34]
[刘世锦]:张平先生长期在安徽省工作，2005年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12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刚刚闭幕的全国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下面欢迎张平主任演讲。 [09:3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尊敬的路甬祥副委员长、尊敬的贺利得、张玉台主任，女士们、先生们： [09:35]
[张平]:世界各地的朋友聚集在北京，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计，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代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衷心祝贺论坛的召开。根据会议的安排，这里我想大家介绍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取向。 [09:35]
[张平
[张平]:节能、环保迈出新的步伐。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2006年降低的基础上，又递减了3.27%。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双下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2003年以来，全国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总面积达到3200万公顷，退牧还草3460万公顷，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2007年又有1.1亿千瓦的火电机组安装了脱硫设施。累计已经超过全部火电装机总量的50%。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09:36]
[张平]:区域发展呈现新的格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地区或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东北地区大型粮食基地建设不断加强，重大技术装备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进展顺利。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位日益突出。能源、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城市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中部地区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体制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09:36]
[张平]:体制改革实现新的突破。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除盐业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土改税。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邮政、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投资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也有了新的进展。 [09:37]
[张平]:对外开放取得新的成绩。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8.2%提高到57.6%。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改善。 [09:39]
[张平]:五年来，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多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 [09:39]
[张平]: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92万亿元。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突破2亿人。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已经扩大到全国86%以上的县。社会事业发展呈现新的格局。 [09:40]
[张平]:科技方面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发展的比重由2002年的1.07%提高到2007年1.49%。教育方面，2007年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计划陆续完成，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5%。卫生方面，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农村医疗条件明显改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09:40]
[张平]:虽然，今年年初中国南方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总体上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0%，增幅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农业生产平稳，苗情总体较好，工业有所放缓，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增长了15.4%。 [09:41]
[张平]: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描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又好又快发展，关键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09:41]
[张平]: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调整结构，促进协调发展，提高质量效益上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09:44]
[张平]: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健全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集体消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启动大飞机等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在信息、生物、节能减排等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支持一批国家企业的技术中心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强化和完善涉农补贴的政策，促进重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发展，积极推进新农村综合改革。 [09:44]
[张平
[张平]:要加快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着力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今年要再关停小火电1300万千瓦，淘汰水泥、钢、铁落后生产能力，分别为5000万吨、600万吨和1400万吨。落实和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财税、金融等激励措施，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重点工程的建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强化污染防治，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促进生态修复。认真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09:46]
[张平]:要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组织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继续支持资源枯竭地区的经济转型，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快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提升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09:46]
[张平]:要加快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积极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创新境外投资方式，鼓励和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09:47]
[张平]: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的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继续推动电网企业的全面推进，邮政体制改革，制定铁路体制改革的中心方案，研究电信企业全业务经营的模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努力实现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促进个体或私营经济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 [09:48]
[张平]: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打破行政性的垄断和地区封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09:50]
[张平]:要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继续深化预算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改革资源税，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试点，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加强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市场制度的建设，改进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09:50]
[张平]:健全和严格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改善核准制和备案制，核准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土地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09:50]
[张平]:女士们、先生们：在座的诸位有很多是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有跨国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真诚地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交流和沟通，增进友谊与合作，共谋更加美好的明天！ [09:51]
[张平]:最后，预祝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年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在北京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09:51]
[刘世锦]:谢谢张主任。下一位演讲的是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先生。黑田先生拥有东京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位，1997年到2003年担任日本财政部国际金融局局长和财政部副部长。2004年，当选为亚行行长，2006年，再次当选。开始了他新的五年任期。下面，我们欢迎黑田先生发表演讲。 [09:53]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主席、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重要的论坛讨论。在世界现代史上，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无人能及。在过去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增长超过8%，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福利的大幅改善。 [09:53]
[黑田东彦]:30年前，中国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榜上的排名很靠后，而现在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水平。与此同时，就中国官方设定的收入贫困线而言，已经有大约2.5亿人脱离了贫困。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在短期内发生过热的可能性，以及减缓和扭转由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环境破坏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09:54]
[黑田东彦]:中国在改善城乡环境方面，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急剧扩大的能源消耗进一步加大了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中国的发电厂多数都是用煤作为能源来发电的，而煤是一种效率相对比较低的能源，也是中国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源头之一。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提高能源效率。因为这些环境问题和其它的问题都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讨论。所以现在，我主要想谈一谈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09:55]
[黑田东彦]:30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当时全国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3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最早是从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农村地区开始的。改革开放成功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也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策。但是，从1990年以来，不平等状况却在加剧。无论是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还是城市人口内部的不平等均是如此。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都制定了相关的措施。并且采取措施转变发展策略，更强调共享是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式的发展意味着高效、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能够创造新的生产性机会，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创造生产性机会。共享式增长要求营造一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让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分享新机会，并且从中受益。 [09:56]
[黑田东彦]: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建立更为强大、有效和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体系。“十一五”规划强调落后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我们应当进一步的贯彻这些措施，并且重点关注解决城乡统筹均衡发展的问题。在农村能源、道路、供水和卫生项目领域的投资，能够改善相关的服务，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些领域，非政府组织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帮助设计项目，更好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 [09:57]
[黑田东彦]: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实现了上述的改善，对于许多农村人口而言，最好的收入和就业的机会仍然来自城市。所以，农村人口还会继续向城市流动。因此，需要继续推进和健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包括小城镇的发展，以实现经济城市化和现代化。 [09:58]
[黑田东彦
[黑田东彦]: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实现社会和谐和以人为本的发展。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是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如果要取得更多的成绩，我们就需要政府增加投资，加强相关扶贫战略的有机结合，提高扶贫发展规划和贫困人口社会保障规划的可操作性。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以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的充足，特别是给予贫困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够得到保障，以保证扶贫工作的继续开展，推动统筹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 [10:01]
[黑田东彦]:在经济增长和扶贫方面，中国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并且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实施促进共享式增长的政策，中国还将继续书写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历史新篇。造福子孙后代。 [10:03]
[黑田东彦]:谢谢。 [10:03]
[刘世锦]:谢谢黑田先生。下一位演讲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2001年由于他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研究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到1995年，他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1997年到2000年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现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这个大学政策讨论会的合作创办人之一。下面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发表演讲。 [10:0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中国来说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我今天不仅仅谈一些政策取向，还有发展目标的问题。我们看到2020年远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回望，看看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 [10:0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今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周年纪念日。实际上，我在这里也非常简洁地介绍一下中国过去三年的一些成就，比如在增长方式，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也达到了每年8.4%，同时中国也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 [10:0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根据相关数据，并不是官方所说的3亿人，而是更多，通过30年的改革大约有5亿到6亿人脱离了贫困。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也是它不断地针对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这样的不断调整经济变化的创新思想，包括不断地向市场经济靠拢，建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加入WTO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创新型的思想。但是在成功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新的挑战。 [10:0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今天早上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会列举其中一些主要的挑战。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问题。刚才谈到了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但是最新的数据也表明，还有更多的人转入了贫困，比我们预料的要多一些。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公平性也不断地体现出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从0.29增长到0.47%，基尼系数越靠向1就越是不平等。美国是0.4，印度是0.31，日本是0.25。 [10:0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一开始在美国发展的初期相比，不公平性可能会更加显著一些。当然现在巴西可能是一个市场发展，同时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比较显著的国家的典型，它的基尼系数也是0.53这样一个水平。 [10:0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但是，中国因为存在非常高的储蓄率和低的消费率，中国对于出口依赖性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方面走的是比较极端的。在过去，中国的储蓄率是42%，相比美国0%的储蓄率来比，相当于是一个天平的两端。 [10:0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二个挑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之下，就是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全球保护主义的危险。 [10:0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三个主要的挑战，就是环境方面的压力。之前已经有几位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了压力。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也有不断的新挑战出现。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现在虽然取得很大得成功，但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实际上，现在也有全球的争论，美国还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的位置，但是现在看来，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这也带来很大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依赖能源进口。 [10:1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就是为什么说对于这个变化的环境，不断地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在过去取得成功的主要的标志和最重要的特点。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调整和变化的力度。 [10: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之前几位讲者谈到了，当我们谈到这些增长问题的时候，必须以一个全面的观点来看，必须是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取得长效的、可持续的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认为GDP是一个非常好的计量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加全面的衡量指标，必须要像公司一样，在制定一种国家发展的财务报表。在这个过程当中，GDP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计量，但是，它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整体表现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计量手段。我们认为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数，就是一个更好的考量的标准。实际上，人类发展指数也是联合国发展署使用的一个指数。当然，还有其他的GDP方面的缺陷，比如说我们需要在GDP之外考虑能源的衰竭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就是本来考虑全面的绿色GDP的问题，中国现在开始关注绿色GDP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绿色GDP，可能起传统标准的GDP更为全面一些。 [10: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时我们还需要采取更多全面的测量手段，包括考虑进行不公平性的计量，现在全球有更新的措施，包括经合发展组织OECD考虑更好的测量计量经济进展的方式。实际上，在法国总统的倡导之下，在OECD里面建立了一个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考核委员会。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答应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担任主席。但是我想这样一个全面的考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更为重要的。 [10: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当中，提供了解决很多这种挑战的基本框架，包括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加大创新投入，之前大家都已经谈到了，还有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关注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制度，支持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的，新认识都使得这类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果2020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如何做到有序？在这里我谈三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教训，再一个是不公平的问题，再一个是环境的问题。 [10:1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美国经济放缓甚至出现倒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好几个教训可以学到。在昨天的学术峰会上，我们说到，美国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讲法，说美国和其他的经济是存在脱钩，尤其是同中国经济出现脱钩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底，这可能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10:1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因为时间有限，我不会谈美国经济衰退的本质是什么，或者是中国的回应会有什么样的本质。在这里我想谈一些我们需要学到的一些教训。主要的教训，第一，就是一个不够完善的、不够完整的监管框架，可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因为市场万能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有的时候，市场并不能完全自我监管，有的时候，监管者只要依靠银行风险管理和评级机构监测是不够的。 [10:1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根据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的理论。大家谈到了多元化，或者是它的一些收益，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在金融产品多元化的过程当中，以及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之下，有种种问题和它不利的方面。 [10:1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考虑到相关的金融产品或者其他模型的时候，考虑的不够完整。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在过去25年中，这个问题是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系统性的风险、关联风险等等，他们实际上也对整个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实际上，所有的数据或者信息，让我们无法做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 [10:1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大量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存在，同时还有监管机构，他们的激励措施可能也不是做得特别到位，或者不太合适。更为深入的一个说法，就是存在失衡的情况，比如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失衡。一方面市场并没有生产出那些能够帮助普通个人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产品。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年的美国有220万人会面临着流离失所。 [10:1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失衡的状况，就是根据估算，大概有1400万的住房抵押，最后会成为坏账，成为违约的情况。同时，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也就是在华尔街这边也存在着失衡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金融体系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它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协调。一方面我们考虑到对于信用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的影响，最终会被延伸到实体经济的部门当中，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设置一个合理的或者合适的监管体系当中，面临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还有产品安全、工作场所和劳工保护，以及环境等等。如果设计好的话，可以带来富有生产率的经济和更为核心的社会。但是这并不是过多过少的监管或者好的机制的问题。我想，美国的监管体系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监管体系或者制度体系的代表，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走到前面，在全球的环境和全球经济当中，和世界上其它的工业化国家一道看一看我们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制度是什么。这样制定一个更好的全球性的制度性的框架，以应对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还有其他市场出现的问题。 [10:1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还要问到，监管体系当中什么样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分配性的关注等等。 [10:1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刚才我们也听到黑田东彦先生谈到的不公平的问题，这里我想谈谈分配性的问题。分配性的问题如何和现在的经济环境产生很大的关系。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就像我说的一样，它现在带来了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它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不断取得成功的主要的标志。今天，我希望更多的关注汇率的政策。 [10:1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过去，可能传统上对于汇率的调整，会给农民带来负面的影响。现在随着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些影响现在可能并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所在了。去年大米的价格上升了75%，达到了25年来的新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通胀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城市人群的生活成本的影响可能会更加重要。我们认为，对于相关汇率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改变整个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虽然会对城市产生一些影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这个国家整体经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美国的经济放缓，全球经济的放缓，确实对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进行一些新的改革，新的结构上的变化。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些变化和改革。 [10:1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如逐渐脱离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型的经济，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谈到的领域。刚才，黑田东彦先生和其他人也谈到了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保健和教育体系。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可能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比巴西要少不少。所以中国还有很重要的路要走。 [10:2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现在还有一些基本的结论已经出来了，先发展，然后再解决不公平问题的战略可能不会有效，对于健康教育，投资如果缺乏的话，会带来几十年来长期的影响。中国确实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收入中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样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之前我谈到了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达到平衡，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占更大的比重，可以更多的扮演增加、提供教育和医疗方面机会的角色。 [10:2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后我谈谈环境方面的问题。最近，一份国际机构的报告，也反映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参加了1995年专家组的数据性的讨论。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速度已经低估了。这里我只想谈两个问题。讲一个故事，有两个行星划过了地球，有一个星球就问另外一个星球说，你在担心什么？另外一个星球就说，我在担心人类，另外一个行星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人类不久就不存在了，因为环境的问题。 [10:2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以我们需要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减排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也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10:2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要进行环境方面的征税，进行市场方面的激励措施，包括碳税和排放或者循环税。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备选方案。中国也可以对排放的许可进行拍卖，然后在拍卖过程中，所得的收入可以用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需求。也就是说，通过拍卖这些排放的许可，可以对那些在过去有过污染的排放，现在取得很大改善的企业进行奖励，也就是说给他们更多物质上的激励。 [10:2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强调一下，仅仅征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监管法规和标准。尤其要求政府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城市方面的设计，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的规划问题也是非常中心和关键的问题。 [10:2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过去30年的情况，看一看未来20年，中国2020年之后的情况，我想中国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变化。 [10:2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请大家关注两个方面，就是像西方传统的资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在未来是长期合理的，或者是有效的。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星球，在这样的生活和消费模式之下，是不能够存活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符合社会本质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模式。第二，我希望能够强调创新的作用。也就是我们需要对创新进行新的思考，就像刚才李副总理讲到的那样，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的创新，不仅仅是对于劳动力方面的节省，因为我们需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每年有大量的人涌入新的就业大军，我们主要考虑的创新是在资源节约这个方面。同时我们通过经济模式不断改变，可以带来更为和谐的中国社会。同时，中国可以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过程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领导的作用，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期健康的增长。谢谢。 [10:23]
[刘世锦]:谢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刚才，三位嘉宾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下面进入讨论的时间。刚才张平主任有一个紧急的公务活动，他很抱歉，不能和大家继续进行交流。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可以转达，以后有机会进一步进行交流。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就刚才的演讲提出一些问题，也可以作一些简要的评论。下面开始。 [10:24]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我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您在发言中谈到对环保的很多措施，我想问一下，在美国，现在有人谈到要用消费税加强环境保护，就是说对那些用资源比较多的产品多征税。这样对其它国家可能会有很多影响。这样一个建议，在美国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 [10:2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刚才谈到了碳税的征税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奇缺资源：大气和水，现在并没有被合理的定价。如果稀缺资源没有被合理定价，市场是被严重扭曲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如何合理地对这些稀缺地资源进行定价。因此，使用这些稀缺资源的产品和人们大量消费的产品，也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能够有效的使用这些稀缺资源。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我认为实施这样一个征税是非常困难的。 [10:30]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欧洲的做法。在欧洲，比如他们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他们在可交易的排放当中，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间接税的存在。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他们并不特别乐意接受这样一个碳税的机制和安排。他们在竞争当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优势，因此现在人们建议，为了全球公平的环境，要进行碳边际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比如中国可以使用环境税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样可以保证环境和资源能够在全国实行有效的实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可选方案。 [10:30]
[庞巴迪运输集团总裁那瓦利]:我是来自庞巴迪的。我想问一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一个问题。在安然丑闻发生之后，加强了对公司的管理，但是现在对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也有一些这样的监管，但是在中国，如何推出更为积极的牵涉性的监管政策，就像在西方危机发生之后采取的政策一样。中国能够做到这种未雨绸缪。 [10:3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确实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由于美国国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决定不这么做。我建议给我们监管部门更多的激励措施。因为很多的监管部门，可能都会在事后，而不是在事前采取这样的惩戒或者是监管的措施，也就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如何有这样一个正确的监管框架。一方面能够促进这些创新的发展，同时自身也代表了很多创新的设置。这些创新的产品，必须保证普通的个人能够管理好他们的风险，而不是创造出更多的风险。 [10:3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很有趣的一个思想就是，一方面有一个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为什么不建设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呢？我认为我们创造的很多金融产品太过复杂了，创造者都不太理解它，更不用说它的购买者了。比如你是自己买的话，比如你是根据养老金，包括银行、美国政府，包括同行，代理别人信托购买的话，你很难理解产品后面的风险了，这样的做法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看一看，在哪些领域、哪些市场需要更高的安全。在金融市场我们需要更好的安全性。在有些领域，如果我们的纳税人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话，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安全防范机制。 [10:3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我是来自OECD的。是不是应该在教育中加入金融自律方面的问题。黑田先生和斯蒂格利茨先生都说水是没有定价的，环境也是没有定价，气候变化现在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们是否应该就这个问题做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对水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联合国有关于健康教育的机构，但是没有关于水的机构。在水的定价方面，有很多的复杂性，因为这是同本地的一些决定有关。当地的政府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你们两位能不能以中国为背景，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0:3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两个简单的看法： [10:3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金融方面的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金融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专家作出了非常错误的决定来判断风险的性质。如果这些人一方面是管理，怎么确定什么是恰当的抵押贷款，来规避风险呢？我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种产品，让个人能够更好的管理他们的住房风险。不同的国家提供不同的产品。 [10:3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二，退而求其次，在考虑二氧化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考虑水，并没有想过水的问题。有些人在开发生物燃料，但是生物燃料用了很多的水，这就加剧了水的问题。 [10:36]
[黑田东彦]:您刚才谈到了非常重要的水的问题。人们对清洁能源、可替代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讨论了很多次。的确，能源是有替代的。但是，水在地球上是非常有限的。仍然有75%的水用作农业生产。这就说水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将会不可避免的影响食品价格和环境。 [10:36]
[黑田东彦]:昨天，在学术论坛上，人们谈论了食品价格上升，而且这样的一种高的食品价格，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在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剧。在食品价格高企的背后就有水的问题。水也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冰川的融化，冰盖的融化，不仅是在北极或者南极，在喜马拉雅山，还有乞力马扎罗山也都出现了，它们也可能造成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它会不可避免的影响水源的供应。以及对全球水的管理。 [10:36]
[黑田东彦]:我同意您的看法，就是说水与能源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可以相比拟的。我希望决策者认识到水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10:3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谢谢主席。我同意黑田先生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看法，即关于收入差距的扩大的问题。我想就斯蒂格利茨教授说的“脱钩”的问题谈一些看法。我想中国的经济不会被美国出现的问题所影响，有以下的因素。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比GDP的数值是不到3%，因为中国的出口附加值，也就是国内附加值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对美出口的产品。我自己的估算，发现中国每出口一美元，实际上国内的增加值只有17%，也就是17分。尽管现在中国某一些地区，尤其是依赖于对美出口的地区，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10:38]
[刘遵义]:此外，如果你看一看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尤其是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它们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并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我认为，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钩现象。 [10:41]
[刘遵义]:再来看一看全球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我们看到在中国上海证交所股市下跌了很多，但实际上，在股市上进行调整，还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另外一个也许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信号，就是游资的判断，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赚钱不是很大。这也是脱钩的一个负面影响。我想除非政府进行大量的管制，不然的话，就有很多的热钱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以抵消美元。 [10:4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简单谈一谈，的确，我同意你最后的看法。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流动性，美国的央行还有欧洲的央行，将会在流动性方面作出的政策影响中国。而且，还会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我们在应对的时候，不仅仅要从货币政策，同时要从税收政策，尤其是监管政策上下手，监管这些游资的投机行为。这样的话，使得那些游资无法规避监管的障碍。我们是在一个全球的经济当中，美国经济的放缓，会影响欧洲，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就是出口。去年我有一个朋友谈到了这个观点。美国的消费处于一种平缓的状态，美国的出口不断上涨，但是现在美元下跌，使得美国对于欧洲的出口产品增多，使得美国的产品很容易渗透到欧洲市场，也推动了欧洲的增长，这不仅仅是美中贸易之间的问题。现在美国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欧洲市场，“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商品为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放缓，将会放缓全球经济，它对于全球的商品价格也会产生影响。 [10:4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并不认为在各个领域里都面临风险，但是某些受到影响的领域将会进行调整。尤其会像我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在某些领域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10:44]
[摩根士史丹利（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我是来自摩根士史丹利（亚洲）的史蒂芬·罗奇。中国的通胀问题比较严重。央行也多次希望能够通过货币紧缩的政策解决这个问题。过去的半年当中，似乎不是特别有效。发改委也引入了一些包括对于银行信贷增长的限制，比如去年。现在我们也不太清楚效果怎么样。最好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在货币紧缩政策和央行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宏观发展方面最好的组合是什么，让我们更好的消除或者更好的解决宏观通胀的风险？ [10:46]
[黑田东彦]:我同意你的观点，现在中国通胀是中国经济面临主要的挑战。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一下，从去年的11.5%减缓到10%左右。这样一个减缓是有可能出现的。对于抑制通胀压力也是有必要。谈到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调控政策的有效组合抑制通胀，当然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时候。但是我仍然认为，可能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对中国来说，还是宏观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加上汇率政策。我相信，咱们的相关政府部门，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也让人民币的汇率更快的升值。相对于它过去几年的步调来说会加快一些。有了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通胀会逐步减缓，在接下来几个月会看到这样一个减缓的出现。如果没有出现减缓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紧缩宏观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我们需要更好的调控货币政策。 [10:4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在这里谈两点。就像我说的，通胀是进口型的通胀，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的上涨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并不是中国的内部政策造成的全面通胀，它是一个全球经济形势造成的通胀，这是昨天我在学术峰会上谈到的问题。中国整个的相关其它基本产品，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是现在中国通胀出现的重要原因。我想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并不会对现在的通胀情况会有特别大的效果。为了抵消这样一种通胀压力，我们必须要在经济部门的其它很多价格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但是如果其它领域的价格出现下降的情况，会对我们整个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不会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10:4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二点，我们需要一个不同工具的组合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对于信用的控制和限制。但是，我们谈到这个信用控制的时候，我们必须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究竟谁获得了这些银行的信用和借贷。现在大家讨论不同措施对于信用分配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而不是在整体信用供给问题上的讨论。比如有一个观点，行政的措施非常难执行，或者执行起来很难有效。因此，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保证如何进行信用有效分配的问题。西方一些经验表明，行政性的措施对于信用或者是资本的分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全面一致的考虑，进行整体措施整合的做法，不仅仅是供给的问题，同时还有应该向哪些部门提供信贷，哪些不提供信贷的问题。 [10:4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谈到传统的宏观政策的时候，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广泛的工具可以选用，但是刚才黑田东彦先生也谈到了汇率政策。我觉得现在确实要对汇率调整进一步加速。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消除或者是减缓通胀的压力。但是因为不断加息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不断地减息，它会不断地加剧刚才刘教授所谈到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加入中国海外热钱或者游资进入中国资本流入的问题，如果还要有加息的动作，还要采取额外的措施限制这种外资的流入。比如对资本所得收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政策。 [10:4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很清楚的一点是，要解决现在中国的通胀问题，不能够再用传统的经济模式，采用一种单一式的模型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全球的情况，以及中国今天特殊的情况。 [10:49]
[刘世锦]:时间已经到了。和其它讨论一样，讨论快结束的时候，也是问题最多的时候。但是因为有时间的约束，我们这一节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最后我们再次对三位嘉宾精彩的发言和讨论表示感谢。休息10分钟。11：05分继续开始。 [10:4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下个单元讨论主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措施与进展”，有两位嘉宾：一位是路甬祥先生，大家很熟悉，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在流体传动方面有创造性的贡献，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路甬祥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领导科学院工作的同时，非常关注和发表过很多精辟的见解，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现在欢迎路甬祥先生演讲。 [11:17]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在发展论坛上作这个发言。正如主席所说，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对经济不太懂，所以讲得不适当的地方也请各位批评。 [11:18]
[路甬祥]:科学发展是中国和谐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当然也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以为科学发展必须要不断地认识规律，而且遵循规律，必须要开放合作，同时也要坚持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另外，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同时要前瞻未来，不光看20年，我认为环境问题要看半个世纪。传统的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对世界来说是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因为工业革命到现在250年，大体上只有十亿不到人口进入了发达的工业化程度水平，但是如果展望未来五十年，将会有二十亿三十亿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大变革。当然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但必然对全球的资源、环境和整体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也是同样，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满足人口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增长。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并不很好，尤其是按人均来说，有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近来说，世界原油价格、金矿价格，还有粮食价格都大幅度上升。据经济学家估计，涨势还会继续。 [11:19]
[路甬祥]:中国的土地面积不小，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有相当部分的面积是干旱的，或者是高寒的，或者严重水土流失的，不适宜耕种，也不适宜人类的居住。中国人均能耗现在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还不敌美国的四分之一，排放总量已经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万元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比较其他先进国家来看，差距还更大。中国生态环境只能说近年来，局部有一些改善，但面临的压力很大。人口健康和老龄化也面临新的挑战，据2003年统计，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已经到10%。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更新观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管理，从关注量的增长转变于关注质的提高，加快经济发展优化步伐，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谐。实现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相互协调，逐步发展有效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必须根据法律政策规范的引导，技术管理的创新，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的步伐，建设资源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11:23]
[路甬祥]: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要利用好现在18亿亩有限的耕地，因为耕地的增长是困难的，满足十几亿人口食物的需要，现在是13亿人口，大概到2035年左右，可能会上升到14.5亿，或者是15亿左右的峰值。同时我们考虑未来人口的增长，现在粮食产量还必须要准备有20%的增产能力。而且未来的农业不光要为人口提供粮食，还要为未来的能源、生物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必须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节水建设，现在有75%的淡水还是用于农耕，发展优质、高产、抗热的品性，致力于改良土壤，科学思维，节能减排的农肥，发展生物方法来防止病虫害、发展低毒的、无毒的农药，这些都需要科技创新，我们要创新现代生物技术，有选择的发展生物能力，不应该跟粮食来争地、争水。开拓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生物反应器、细胞工厂，发展高质化的农业和生物产业。 [11:25]
[路甬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我们要努力的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一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提升装备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发展绿色制造，提升重大装备制造的关键制造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的能力和重大装备的系统建设能力，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培育跨国经营的制造企业和企业集团，创造国际著名的制造品牌，培育具有创新和竞争活力的中小制造企业群落，形成若干国际著名的有竞争力的具有特色的制造产业的集聚区。 [11:25]
[路甬祥]:我们要关注发展纳米先进材料和先进工艺技术，发展工业设计、先进物流、全球制造和增值服务等现代服务的全球支撑体系。当然有许多要通过国际合作才可以实现。建立与先进制造相关的共性基础教育和语言元件共性创造基地，为先进制造提供共性技术的支撑。我们要发展节能环保可循环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要加快建设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制造技术的创新体系，完善促进制造创新的财税金融、政府采购和进出口政策体系。同时，制造业需要有创新人才的支撑。 [11:26]
[路甬祥]:我们要改革工程教育，培养能够承担起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重任的创新人才和产业队伍。优化结构是当前经济转型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要着力发展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近20年，中国人均排放尽管程度比较低，但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反映出中国重要经济正处工业化初期，中国制造产业仍然占主体。另外一方面，反映我国的节能潜力巨大，减排任务紧迫，挑战严峻。中国每万元的GDP能耗是世界平均的三倍左右，是美国的四倍，与法国和日本相比，这个比例会更高。 [11:26]
[路甬祥]:我们应该通过积极引进先进节能技术，消化、吸收、自主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法律政策引导与管理的创新，推动节能减排、提高效率，促使中国单位GDP能耗和排放逐步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而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 [11:26]
[路甬祥]:我认为这要制定一个战略路线图。比如说，2020年，我们要到达什么水平，2030年或者2035年要达到什么水平。到2050年，我们要进入世界节能减排先进行列。 [11:26]
[路甬祥]:而且从人类利用能源历史演进来看，发展清洁、安全可再生能源和其它替代能源实现可持续能源体系过渡，是中国能源产业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调整能源结构方面的政策，制定能源发展的战略路线图，继续坚持节能优先，继续推进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必须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使得2050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重分别能达到25—30%和20—25%，其中包括水能在内，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降低50%。我以为，这个目标是应该而且也可能实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大对煤的清洁多炼开采，先进的核能技术创新的战略投资，并且加强国际能源减排方面的合作。 [11:29]
[路甬祥]:除能源以外，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充分重视，并付诸实施的一项战略目标。我们要努力通过科技创新来创新成矿理论和拓矿的重点关注，生物矿和近海未探明的地质构造和地域的开采、探采工作，大幅度提高资源采出率，中国的油田资源一般还停留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先进的油田采出率已经达到80%。发展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保护。首先加强水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节约、可持续利用，保护应用水资源，发展清洁、安全的应用水技术，发展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海水淡化和水循环技术。我认为最后一条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发展了可再生能源，又把它和海水淡化技术联系起来，地球上的淡水资源虽然是稀缺的，但是海水资源并不稀缺，而且它还可以循环利用。创造节约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同时还要持续利用好国际、国内的良种资源。 [11:31]
[路甬祥]:我们要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通过建设依靠先进摇杆、信息和理化技术建设水、大气、土壤污染的实时监控体系，促进数据的共享，增加研发的投入，提高对生态环境科学规律的认识能力和对生态环境灾害的预测预报能力。重点关注人口经济活动的密集区，比如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群及大海、大江流域，还有西部的生态脆弱区、农业的主产区、海岸地带和绳梯环境的变化检测和修复技术的发展。 [11:34]
[路甬祥]:建立从环境监控网络实验研究和野外台站建设、区域一体检测修复创新体系，为国家的生态环境政策提供有力的科学的支撑。我们要遵循联合国《环境宣传》和《京都议定书》协定的经济有差别的原则，积极应对和公平的承担应对和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完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法律政策、体系与投入机制，强化政府、企业、社会法人和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责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11:35]
[路甬祥]:信息产业是一个未来领头的产业。ICT技术以及它的应用将继续迅猛的发展。信息产业仍然是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产业，而且是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主要的推动力和重要的技术基础，也是全球化的经济重要支柱和公共平台。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过去30年，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和网络的市场。据去年年底统计，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四亿多户，上网的电脑已经超过了1.2亿万部，所以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和网络市场。 [11:37]
[路甬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信息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创造核心的知识产权，实现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全面升级，发挥我国全面开放巨大而多样需求和宏大人才队伍的优势，加速发展成为一个信息产业强国和软件产业强国无。加快信息化水平，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发挥发展依靠知识创新和先进网络的现代增值服务业。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向美国和印度借鉴和学习。完善有利的信息产业发展的信息社会建设和有关法律政策体系和网络文化建设。网络要平衡安全和效率的问题。创新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11:37]
[路甬祥]: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还要努力加强高技术前沿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高技术的产业是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和前沿，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世界各国都将发展高技术这个产业，视为国家创新的战略的核心。除了前面提到的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学技术、先进能源以外，一般也讲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微纳技术与系统虚拟技术等高技术。高技术以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赢得全球竞争优势和保证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导向，坚持产学研结合，促进跨学科技术与高技术前沿态势的融合，采用重大项目导向，在战略目标引领下，与择优相结合这样一个组织的原则时时实现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创新和规模化的创新体系。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高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拿钱是很难买来的，要牢记邓小平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高技术不能光以论文和获奖来衡量它的成功。 [11:38]
[路甬祥]:民以食为天，我们要努力发展食品安全、营养科学、卫生防御、医药技术，为十几亿人民健康提供服务。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我国的人口健康有很大的改善，但也面临着传统和新生传染病、代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挑战，为13亿人口提供公平的、普惠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努力将医疗保健工作的关口前移，加强我国公共卫生、营养科学、心理科学、食品安全、生态安全、防御免疫研究和社会的公共服务创新。 [11:38]
[路甬祥]:中国要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加强医药技术的自主创新，为13亿人口提供先进的、公平的、普惠的、低成本的医疗服务。在政策导向方面、政府扶持方面、产学研结合方面走一条新的道路。改变当前高档医疗、诊断监护仪器、创新药物过度依赖器材的局面，否则低收入群体很难享受得起，为医疗保健服务公平提供技术支撑和可靠的共享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11:38]
[路甬祥]:最后我还要强调加强基础前沿研究，这里我并不单独强调基础研究。因为从目前研究来看，基础跟高技术的前沿探索已经逐的融合为一体，为持续创新，积聚基础和后劲。科技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只有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才可以集聚深厚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才可以为创新提供持续的源泉和动力，才能够引领未来的发展，应该加强对纳米、营养与代谢组织、基因组织、干细胞学、生物信息、生物多样性与仿生学、脑神经学、化学生物学、光化学，对高效的太阳能转化和高效的太阳能转化与化学组成关系非常密切。 [11:39]
[路甬祥]:信息运筹控制与智能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交叉与前沿领域的支持。当然，基础与前沿主要还是要政府支持，引领未来的发展。 [11:39]
[路甬祥]:科学发展的道路是总结历史经验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以科学发展观来引领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来支撑科学发展是我们科技界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谢谢大家。 [11:39]
[王梦奎]:非常感谢路甬祥副委员长精彩的发言。他用一个科学家的视角，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我们希望他刚才进的这些意见在今后中国发展当中都能够得到实现。 [11:40]
[王梦奎]:下一位发言的嘉宾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彼得·诺兰。大家都很熟悉，彼得·诺兰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许多独到的研究，他的著作有一部分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彼得·诺兰教授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积极参加者，他曾经多次参加我们论坛，使得我们有机会分享他的研究成果。现在欢迎彼得·诺兰教授演讲。 [11:4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非常感谢这样一个很热情的介绍。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全球化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70年代晚期，也就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开展的。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世界全球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关键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金融危机之中，可能在结尾，可能还会继续，我们不可能有人预测这样的结果。但是中国和当时70年代相比的确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11:44]
[彼得·诺兰]:我们认为过去这段时期，也是全球资源和全球收益分配的过程。在过去30年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目前正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迈进的一个很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仅仅把握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 [11:46]
[彼得·诺兰]:我想把今天的讨论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方面的竞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最近，曾经有很多人提到，如何让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当然这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很多讨论的议题中都提到。而且在OECD国家中有这样一种共识，中低端收入的国家正在不断赶超发达国家，在全球总产出、人均收入、高科技方面赶超发达国家。 [11:46]
[彼得·诺兰]: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中低收入国家，也就是拥有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他们的全球总产出、人均收入和财富都已经有所赶超。最近在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提到，“伴随柏林墙的倒下，全球化曾经属于发达经济体，商品和经济开放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技术由硅谷所提供。突然之间，它却好象属于了亚洲。富裕国家觉得全球化是它们在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做好事情——当然是为了大家都受益。现在，富裕国家觉得全球化变得好象是其他国家正在对它们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通过这篇文章看到它背后所体现的情绪。 [11:51]
[彼得·诺兰]:看一下这个情绪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到底有多么的准确。在中国的30年发展中，技术方面的赶超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公司的技术赶超还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在技术方面的挑战比表面所看到的要大，这也对他们制定技术方面的政策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以及“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我们会有什么后果，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个观点是主流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大学的观点。实际上，我想借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一个说法，他把竞争过程比作森林中的树木，在森林中高大的树木会逐渐失去活力。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大树逐渐的兴起，然后消亡，会有一些小的企业会上升。另外一些企业则会下降。 [11:52]
[彼得·诺兰]:另外，还有一个著作是《全球化为什么有效》，是Martin Wolf先生写的书，他说跨国购量的浪费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对全球的五百强公司进行分析。另外一个著作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在这个观点中，他也提到了，当今先进的科技意味着突然间整个星球的知识宝库和资源被全部连接起来，竞争场被前所未有的不公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1:53]
[彼得·诺兰]:另外还有一个非主流的观点，它包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一个资本集中的法则和资本吸引的现象，集中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竞争推动公司对新的生产方式和对技术技术的应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 [11:53]
[彼得·诺兰]: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非主流的观点支持这方面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由一些实证来看全球化的变化，全球商业革命主要在五个行业：航空、汽车、电信、饮料及金融服务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很多的系统集成者；第二，我们看到了产业结构的大的调整。这实际上不仅仅指的是大企业在全球的采购，有点像一个瀑布往下走，形成的一种“瀑布效应”，巨大的压力使得全球的巨型企业提供在科技进步方面所起到核心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合作方式，来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些巨大的压力被转递企业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结果给系统的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众多产业提供了全球层面的一个集中过程。 [11:54]
[彼得·诺兰]:另外，技术变革方面的一个集中。根据英国最新发布的报告，得出一个结论，按照公司行业和国家来分，全球的1250强公司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说，有94%公司都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有41%，日本有20%，只有一小部分的公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中低收入的国家。 [11:55]
[彼得·诺兰]:另外一个结论，有一些公司在技术方面是非常有领先地位的、非常集中。比如说在信息技术的硬件方面一共有225家企业，前十家大概占全球研发投入的42%，在软件和计算机服务行业也是这样，在制药和生物科技方面，我们还看到同样的趋势，就是说，有57%的研发投入在这一领域都是有五家公司来开展的承担的。在电子和电气行业，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趋势。所以，我们在过程中，看到了一种趋势，就是说竞争程度实际上并没有缩小，相反变得更加激烈，对技术的发展投资竞争优势一个关键的来源。 [11:56]
[彼得·诺兰]:那些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司实际上是怎样融入这个竞争中来？我们有称为“金砖”的四个国家，就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他们的人口达到了27亿占人口总署的43%，但是全球1250强公司只有12强公司来自这四个国家，不到1%，在前五百家公司只有16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刚才提到五个行业中，汽车、航空、制药、电子这几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在全球的1250强公司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是来自于刚才提到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高科技方面，他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11:56]
[彼得·诺兰]: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组成中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低，按照行业来分也是如此。电信、公用、设施以及采矿以及其它方面的行业都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这些传统的行业占据一些优势地位。但是数量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反问的问题，就是回到我前面的问题，到底工业的竞争是不是公平竞争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这种情况。财富的分配是否平衡？也不平衡。我们看到OECD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即使在OECD国家中还是有不公平的。 [11:56]
[彼得·诺兰]: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因为跨国企业都是由很多国家的人坐在一起组成公司，但是还是有差别的。我相信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更仔细地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要更好地制定一些产业政策。 [11:57]
[彼得·诺兰]: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那些益处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公司，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享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保证产业政策和公平、开放的经济这样的要求是配套的。我们必须要从刚才我提到的系统集成者的经验中学习，如何达到工业方面的集成和集中。 [11:57]
[彼得·诺兰]:这一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一些大的强的企业，必须要把整个价值链中所有的企业，包括供应商和消费者都考虑到一起。所以，从OECD国家来看，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考虑我们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些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希望在30年的全球化进程完成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国家包括英国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样一种竞争环境，解决或者纠正市场中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通过不同形式的政策和优惠的措施，鼓励高科技公司进行创新，进行自主的发展，培育我们本土的企业。这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11:58]
[王梦奎]:感谢彼得·诺兰：教授的演讲。他所讲的中国发展全球背景、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启发的。下面我们进行讨论。 [11:59]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我来自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我们调查了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还有中国跨国公司走向世界的投资。我对刚才彼得·诺兰教授讲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提到柏林墙倒塌之后，跨国公司开始了这种超越过国界的投资，而且发展中国家也非常深刻地进入全球化。从我们调查情况是完全复合，但是我们感觉到，柏林墙倒塌以来，正好赶上1992年中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所以，在这15、16年中，中国成长了一大批很强的企业，特别是出现一批世界最大的产业，比如钢铁，中国钢铁产量差不多是五亿吨，比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加起来都多。中国的建材，像水泥都占世界的一半。还有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但说到是中国缺乏，你讲到的系统集成者，就是世界最大的、强大的整合公司。我想问一下彼得·诺兰教授，你认为中国下一段时间，如何形成自己的系统集成者？因为从目前来看，很多世界的系统集成者都想到中国参与中国的并购。这两年，外资并购在中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从舆论来讲，对于外资并购并不有利。因为大家认为，外资并购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另外中国公司刚刚开始走出去，走出去也面临着国际上一些反弹，也有一些国际的政客批评，影响了他们的国家经济安全。如果这两种情况存在，我认为对于全球产业链的整合是非常难的，而且对中国公司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系统集成者也带来许多困难。我想问问教授，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12:00]
[彼得·诺兰]:您提了很多的问题，简单作两点回应。的确，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正在迎头赶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现在在全球五百强中有40到50家公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公司如何得到现在这种领先地位的。这些公司多数都不是在高科技产业，他们尽管使用高科技，但并不是高科技产业的公司。如果我们要想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巴西和俄罗斯提高现代科技能力的话，我想最重要的并不是要从过时的经济教科书中学到知识，而是应该看一下世界上那些管理有效的公司是如何运转的，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终端用户的需求。这样的话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现在很多现实技术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要建立一些核心的品牌、核心的产业，跨越公司的界限，建立一种新的控制关系，使得公司可以进行新的系统化的调整，进行并购的方式，同国际公司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够享受到这些公司的科技。我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他们如果希望想要有一个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了解全世界的价值链是怎么运作，并且能够融入到这个体系中来。 [12:02]
[提问]:我来自清华大学。我有一个问题问彼得·诺兰教授，您在报告中指出，世界五百强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很少，但是仅有几个都是来自国有部门。在中国百强以后，90%以上的资产和80%的利润都是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就是说这些企业在中国很有竞争力，但是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竞争力。我想问一下彼得·诺兰教授，中国要采取什么样改革的措施使得这些企业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12:03]
[彼得·诺兰]: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有一些公司的产权界限并不是很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实现科技的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种模式界定究竟如何帮助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12:03]
[彼得·诺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于科技发展方面，哪一种模式最有效，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有一些国有企业也能够取得科技进步，并不一定非要说私营企业才能取得科技的进步。现在世界上面临着一种非常巨大的挑战，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很多发言人都谈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医疗保健、能源效率、全球变暖等这些方面所带来挑战，这些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非常有利一点是中国有很多有实力国有企业，在这个背后，政府也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当然这个人口也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挑战。中国要采用什么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比如说提高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利用新能源，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消费模式，非常明确的一点，如果中国、巴西、印度这些国家都可以提高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如说中国每个人都有一辆车，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找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中国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究竟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我并不知道究竟会有什么机制和方式，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 [12:08]
[彼得·诺兰]:中国一些国有企业、一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将技术同企业的实力结合在一起，并且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政府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中国的公司，同OECD国家，同欧洲，特别是和美国建立一种联系，借鉴经验。我认为这些国有企业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优势，我们必须要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一些发生的情况，学习过去的经验，但并不是完全的照搬过去的经验，我们最关键的是以零起点的方式从头做起，按照现在的情况，解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关键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个不利的条件，我认为其恰是中国有利的因素。 [12:09]
[提问]:我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彼得·诺兰教授对主要研究中印两国对比的学者。印度啊的IT企业非常好，为什么这两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中印两国之间的企业之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互相借鉴？当然在国际上有争论，比如说黄教授认为，将来印度的发展会比中国好。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模式很有竞争力。我很想知道，彼得·诺兰教授在这个方面的看法。 [12:09]
[彼得·诺兰]:我认为印度有丰富的潜力。在现在这种体制下，还没有得以充分的挖掘和释放。现在对于印度的飞速发展，还是有一些误解的。印度的人民也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印度有一些大公司，但是他们同世界信息科技的潮流并不是完全相符合。这些公司要努力获取信息产业制高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和印度都需要认真思考现在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要受到一两篇新闻报道的影响，我们要充分了解全球经济活动是怎么样运行的，信息技术是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中重要的推动力。我们要建立一种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我们要通过信息技术来完善全球的供应链。公司现在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竞争，但是，我认为印度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是很好，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要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12:10]
[提问]:第一点，我们要有研发的投入，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研发的投入。第二点必须要有透明的可信评估机制，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能够为创新带来回报的经济机制，以使得大家都有动力来进行研发、进行创新。所以我想提给路委员长的问题是，您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来帮助中国更好地创造一个创新型国家？ [12:12]
[路甬祥]: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有一大半，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高技术要实现产业化，我考虑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是需要加强的： [12:12]
[路甬祥]:第一，需要加强与创新源头的供给。一方面，中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吸纳世界人类创造出来的知识和有关的技术，因为中国只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就算世界人类一样聪明，中国人最多只能创造四分之一左右的知识，而现在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2:15]
[路甬祥]:第二，政府要增加基础和前沿探索方面、工业性探索方面的投入。只有政府增加前沿和基础方面、工业方面的研究投入，并不一定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创新友好的市场环境，就是你说的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我认为在所有的立法中，要贯穿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鼓励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只有当企业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中，意识到只有通过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才可能赢得优势，才可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角，才能够努力地从国内、国外吸取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发展成为产品、发展成为工艺。这一条中国还不太完善，要继续完善。 [12:15]
[路甬祥]:第三，在全社会鼓励建立一个创新友好的文化环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社会的发展还是基于观念的创新，很多观念都来自对自然规律、对社会规律的正确认知，需要科学。社会的进步也来源于技术的支撑，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来源于新的技术支撑，所以需要技术方面的创新。这个问题需要全民、全社会深入认识和了解。同时，变成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和共同的行为准则。 [12:16]
[路甬祥]: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宽容在创新过程中的失败，让他继续努力，特别要鼓励青年人创新，减少对青年人的许多约束，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习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2:17]
[路甬祥]:第四，建立革新教育。因为人的成长来源于教育的基础。中国有很好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比较多的关注知识，而且是知识的早期灌输。在学前，许多家属都教他认外语，教他数学，要把这变成开发人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自主探索精神，这我觉得很重要。同时要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实践的能力、创新创业的能力，为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提供宏大的社会基础。所以教育的变革，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 [12:19]
[路甬祥]:最后，你刚才也说到了，要对技术创新，或者是前沿的创新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机制，不能简单光按照论文的数量进行评价，也不能过早的对某些技术方面给予国家级的奖励。因为科学认识规律也好，技术方面也好，最终是要通过历史检验、市场检验、技术检验的。而且技术创新不但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而且要通过技术的转移，通过知识产权的许可证的贸易，然后使发明人，使创新的原创单位和个人得到充分的回报。如果过早、过多的采取政府评奖或者学术界评奖，结果就造成国家知识研究中，研究人员出论文，论文发表就得奖励，完成了价值链的小循环，阻断了价值链应该有的继续前进延伸、转移转化变成新的生产力、新的知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然后创造新的财富，增加税收，再重新返回到对科技的新的投入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新的内在规律。 [12:21]
[路甬祥]:最后一点，所有的创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光靠技术不可能成为规模的强大生产力，还要自主创新，还要管理创新，还要体制机制创新。比如说，马克的技术，实际上他是最早原创性，但是比尔盖茨把它拿过来，而且提出非常好的概念，要把PC机推到每个家庭，推到家庭主妇都可以用。我记得过去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当年是他预见全世界只要一百部计算机就可以满足了。他改变这个观念，他是观念创新，同时在经营管理模式上，他也进行了变革，所以，使得微软崛起成为一个大的企业。我不认为微软是依靠原始创新起家的，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的组合。谢谢。 [12:22]
[王梦奎]:非常抱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还有节目，下午还要继续进行讨论，不得不停止我们上午的讨论，非常感谢两位演讲人：彼得·诺兰教授和路甬祥副委员长。感谢今天上午所有参加论坛人的积极参与。谢谢大家。 [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