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资本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个由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迅速转型的时代.商业资本在中国大地上地迅速扩张制造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神话。而这一神话的制造者除了一大批所谓的商业精英以外，便是现代传媒。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现代传媒的兴起从根本上是商业经济及商业资本的盛行，它是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所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传媒的兴盛意味着现代商业的传播有了稳定的文化支撑。现代传媒的意义即在于除了履行其固有的批判功能、监督功能和观察功能之外，还履行着为商业资本代言和鼓噪的职能。传媒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谋性和共通性.商业资本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商机,谋取最大的商业利润;传媒资本的本质在于在进行社会监督和批判之外，还要最大限度地获取其文化商业资本,只不过这种文化商业资本是以最大限度地占有传媒大众的眼球和看点为基础的.
从总体上看，现代传媒和商业资本之间正在进行着一种史无前例地利益勾结和利益共享。这里所说的勾结和共享没有任何的褒贬色彩，而是中性词。勾结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勾结是一种利用和共谋，是一种现代情境下的商业特色。传媒以其大众化、社会化的姿态在尽可能地传播着商业所带来的浓厚氛围，打造着商业时代的资本神话。
按照一般地理解，传媒应该是社会的第三只眼，传媒的意义即在于以其观察、监督和批判的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第三条保障，它是一个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从蒙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保守走向开放的必要保障。传媒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对与错.从新闻学角度讲，传媒本身除了进行观察和纪实之外，还应该进行价值判断，它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价值判断的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讲，传媒即表征着一个民主、自由、开明、理性社会的到来，一个国家传媒的现代化和理性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这个国家的理性精神的成熟。在传统的社会里，没有传媒，那么公众言论只可能通过狭小的渠道来传播；在现代社会里，传媒的兴盛应该说使得公众言论的传播更加合法化、合理化和科学化。然而，正如现代民主带来了现代政治一样，现代商业也同时带来了现代传媒。从某中程度上讲，现代传媒是现代商业的产物，它为商业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某种科学化、理性化的传播渠道。但是，这种商业资本与现代传媒的结合是带有着极大的勾结性和共谋性的。
在商业主义思潮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下,现代传媒在发挥其无比的优越性同时，也暴露了其不可忽视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大众化的言论掩盖着精英文化的声音，以表面浮泛的言论取代了社会公共言论，以平面化,平淡化,通俗化的记实言说取代了深邃的社会批评和理性反思，以商业资本主义的理想制造着虚假的商业盛世，以商业主义的消费性特征打造着众多的消费时尚。特别是现代都市传媒正在打造着所谓的都市白领、都市精英和都市文化群体，都市精英在商业氛围的笼罩下，享受着现代传媒所带来的文化大餐，而这个文化大餐是在商业资本的极力推动和怂恿之下所出现的矫情文化现象，诸如地产、汽车、通信、财经、女性,性爱等等，这些被现代传媒所吹捧的主流文化现象正为都市文化大众所享用，而这种现象正是商业资本到来的象征。然而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一些更引人瞩目的真正的社会现象却被隐藏和忽视了。商业资本时代的传媒以提供表面化的欲望书写为自身功绩,商业主义在制造着表现着某种都市欲望的同时，也在掩盖和抹杀着一些深层的东西，这些东西是隐藏于繁荣的商业背后的，甚至有些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可以这样说，现代传媒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然而却又在另一方面掩盖和扼杀着公共言论，它以表面的大众化言论、商业化宣言对抗着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这并不是传媒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现代传媒背靠的特定环境所造成的。中国的传媒环境从总体上来说非常复杂，它既不是传统的完全的官方话语控制，也不是现代纯粹的商业垄断，而是官方与商业之间的某种“协调”和“勾结“。官方与商业资本既是现代传媒的运行背景，也是现代传媒的话语机制，这本身并无可厚非，因为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一个传媒的正常运行本就离不开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支持。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传媒绝不应该受制于政治言说与商业控制的困厄之中，而应该脱离出来，去进行自由的社会运作。或许，美国的传媒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运行机制和其他西方媒体一样，完全是商业化的，然而，如果一个媒体脱离了官方的支持，那么它的声音必定是微弱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要代表官方的言论和官方的声音，而应该是民间和社会的声音。从传媒本质上讲，传媒所反映的既不应该是社会主流群体的声音，也不应该是官方的声音，而应该是民间的声音。更为关键的是，《纽约时报》在记录着美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它可以说是世界民主进程的重要记录平台，如果没有《纽约时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要被很大程度地隐蔽。商业资本所制造出来的传媒却并不单纯为商业喝彩，这反映了传媒的“第三只眼”的社会功能。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健全的现代传媒机制应该是既要依靠于官方、又要依托于现代商业资本运作、既不献媚于官方言说、又不献媚于商业资本。如果现代传媒脱离了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就极有可能陷入一种话语的虚假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都市类传媒最能反映中国商业主义在现代传媒领域的大行其道。现代商业和现代都市传媒一起打造着中国的都市主流群体消费和主流文化价值观，这将是中国进入市民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市民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它拥有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与法律机制，拥有健全的民主、法制、宪政与公共监督体系。而公共监督体系主要就是现代传媒及其支持下的社会公共言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现代都市传媒还只是在打造着都市主流群体的消费观，而都市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包括现代民主自由观、法制观和社会观都还需要进一步培养，这离不开公共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市民社会必须要培养现代市民的科学、合理的文化价值观，而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传媒来说，还有很多没有做到。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的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单方面地实现着经济价值和表面的社会价值，相对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主流媒体来说，中国当前的媒体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无论从社会公众影响力还是从社会价值看，当代的传媒都没有达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媒体的盛况。再从单个媒体来看，〈大公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的公众影响力和公众评价都在降低，这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但我以为最为主要的，还是价值观的因素。价值观是传媒运作的第一也是根本指南。传媒价值观的确立在根本上指引着媒体的运行风格、媒体受众和服务群体定位。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都市类主流大报大多是在走“主流定位、主流消费”这一路子，这主要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考虑的。因为，现代主流大报必须要以吸引主流群体、打造主流品派、服务主流社会来获得维持自身经济地位的支撑。而且，报刊集团化的运作更增加了媒体的竞争，如何依靠商业资本时代的社会来制造商业资本时代的看点和消费，这是现代传媒赢得大众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传媒追逐商业价值、放弃社会价值,降低文化品位的理由所在
